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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而不作 信而好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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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陶陶:对待难民要有理性态度  

2017-06-24 15:45:3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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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东难民的不幸并非中国造成的,中国在这一问题上没有道德义务。更重要的是一旦中国大规模接受中东难民,足以形成绵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祸患。对中东难民的审慎态度,并非出自盲目的排外,而是以血淋淋的历史事实做依据的。
      20世纪大规模引入难民引发的悲剧
      从1947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开始,在同情巴勒斯坦的约旦国王侯赛因·宾·塔拉勒之默许下,大量巴勒斯坦难民不断越过约旦河进入约旦境内,形成了难民聚居区。1967年六日战争之后,约旦政府逐渐失去对这些难民区的控制力,国内相当多的城镇被难民组织支配,1970年6月,巴勒斯坦难民武装突然对约旦政府发动袭击,约旦国王险遭刺杀并被迫反击,国家陷入了内战。直到今天,巴勒斯坦难民区依然是约旦国内最为头疼的政治问题。
      上世纪60年代,大量巴勒斯坦难民不断从巴勒斯坦和约旦(1970年约旦内战)流入黎巴嫩,然而这些难民聚居区很快就超出了黎巴嫩政府的控制能力,形成混乱不堪的圣战组织发源地。当时的以色列情报部门这样评价黎巴嫩境内穆斯林难民区境况,“”中央政府(黎巴嫩)懦弱无力,巴勒斯坦人自行其是……某些地方算得上名副其实的’法塔赫区’。”1975年,黎巴嫩右翼民兵忍无可忍,与巴勒斯坦难民组织发生冲突,内战爆发。从此,繁荣富裕的黎巴嫩变成了人间炼狱。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当时的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下令准许阿富汗难民大规模入境,这也是80年代被国际社会广为称颂的善举(就像2015年默克尔准许中东难民无限进入欧盟)。然而,十几年后大量的圣战组织在该国难民营中滋生,阿富汗难民聚集的巴基斯坦土地也逐渐成为动荡的温床。今天的巴基斯坦混乱如斯,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80年代的善举。
      2007年2月,时任巴基斯坦总统的穆沙拉夫曾宣称,有很多恐怖分子都出自阿富汗难民。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的代表穆尼尔·阿拉姆(MunirAkram)在写给联合国安理会的信中则说:“难民营经常窝藏塔利班残余分子,使得这些残余分子能不断从西北边境省和俾路支省进入阿富汗制造恐怖事件。2006年从难民营进入阿富汗的恐怖分子发动的多次袭击共造成了4000人死亡。这种情况不仅对国际反恐战争的推进十分不利,而且还严重威胁了巴基斯坦的国家安全。”
      大规模接纳难民为何容易形成持久的政治灾难?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在难民问题上,善意往往不得善果。接纳巴勒斯坦难民的约旦、黎巴嫩两国先后爆发了内战,留下了至今难以弥合的巨大伤痕,并不断折磨两国;而相当多的巴基斯坦阿富汗难民后代成为了圣战组织的后备军团,反过来撕咬曾经帮助过自己的友邦,使其沦为多灾多难的失败国家。那么,难民为何会恩将仇报?
      要理解这一点,首先要从难民的政治性质谈起——难民相比于原住民,是天生的无产者和破落户,心理落差决定了难民作为一个群体,本质上是偏激的不稳定阶层。
      无论难民在自己的祖国生活如何,当他们抛弃自己的家产流亡到异国他乡之后,大多都会沦为不择不扣的无产者。在接受国中,难民们身为法理上的一时过客,大多既谈不上自己的产业和的归宿,也没有自己的事业与希望,甚至没有自己的家庭,当短暂的感激一闪而过之后,这样的群体很难不成为犯罪和激进政治的温床。
      这一点,哪怕是优雅的贵族群体变成难民也不会例外。法国大革命时,法国贵族大量流亡到莱茵地区的科布伦茨,大多沦为劫掠当地农民的土匪(牛津版《法国大革命史》之十三章《反革命》);苏联建立之初,无数俄国贵族逃亡到中国的上海、新疆和东北等地,这些绝望之人变得一贫如洗,通常是犯罪和激进政治组织的后备队。
      与约旦、黎巴嫩、香港(越南船民)的难民营一样,欧洲的难民营大多都是强奸、卖淫、杀人、抢劫和贩毒等犯罪活动的多发地。
      因此,无论接受国如何款待难民,都不可能让这些没有希望和目标的群体在该国真正稳定下来,这是群体政治的本质决定的。即“失意者宁可追随贩卖希望的骗子,也不会效忠于施予救济之人。”(《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
      其次,难民一旦大规模入境,接纳国就一定会面临巨大的遣返难题。
      根据过去的经验,难民们一旦离开发生战乱的故乡,其家产很难在混乱中保住,即便战后难民的祖国恢复秩序,其原有财产大多已被瓜分。因此,当难民返乡之时,不但比流亡时更加贫穷,还很可能面临一个更有敌意的生活环境。
      实际上,多年来负责巴基斯坦阿富汗难民遣返工作的国际移民组织(IOM),对于这一点就深有体会。大多数阿富汗难民返回故乡之后,其生活状况远比流亡期间恶劣,2017年3月,IOM驻阿富汗代表团发言人格雷顿(MatthewGraydon)就曾表示:“我们在边界等待他们(被遣返的难民)到来,但(对于阿富汗难民来说)之后才是困难的开始。”
      据2004年2月巴基斯坦联邦人口普查组织的调查显示,305万难民中有近252万人表示不愿意返回阿富汗。造成这些难民不愿回国的主要原因有:80%的人认为回国后将会失去经济收入;60%的人表示回国后居无住所。
      是以,对于大多数难民来说,遣返往往是一条比流亡更令人绝望的道路。接纳国政府遣返这些一贫如洗之人,不仅仅面临着道义和法律上的障碍,也往往容易激起民变甚至暴力抗争。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约旦的巴勒斯坦难民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多年来所在国政府无力遣返,其居住区也顺理成章地变成了秩序的盲区。
      最重要的是,难民的融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中东的穆斯林难民由于宗文化观念与世俗国家迥异,让其真正适应新的生活就显得更加困难,这进一步加剧了难民的政治性质困境。
      对于难民来说,适应异国他乡的生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真正融入其中,不仅仅要熟悉当地的语言习惯,更要拥有稳定的收入、家庭和财产。无论是流亡中国的沙俄贵族,还是逃到香港的国民党官员,以及居住在约旦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难民群体对当地的适应从来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即便同文同种也是如此。
      相比之下,中东穆斯林难民的融合则会更加困难,或者说很可能就不存在。独特的饮食禁忌(清真饮食)和宗教生活习惯(一天五次礼拜),使得穆斯林群体远比其他族群更热衷于聚居,并与其他群体隔膜甚深,这使得其很难与世俗国家实现有效融合。而这种融合对难民真正在接纳国稳定下来是至关重要的。
      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千百年前开始散居在中国的穆斯林信徒,还是奥斯曼帝国遗留在欧洲巴尔干的波黑穆族,以及突厥人遗留在印度的穆斯林,都在强大异质文化的重重包围下顽强的保持着对宗教的虔诚。而在法国、瑞典、英国,当地的穆斯林几代人坚守着自己的宗教,他们不但能够抗拒西方文明的融化,还能分解吸收西方人口的皈依。
      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德国总理默克尔2015年对难民的大规模引入,仅仅为德国人制造了一场长远的灾难。考虑到巴勒斯坦难民在约旦和黎巴嫩造成的灾难,阿富汗难民给巴基斯坦构成的创伤,今天的德国难民问题仅仅只是一个开始,这种严重后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不断显现,并逐渐加重(约旦、黎巴嫩和巴基斯坦的难民问题,大约都接受之后20多年激发内战或者大规模动荡)。
      不过,如果回溯历史,就会发现中东难民对欧洲的危害将远不及于此。罗马帝国的灭亡就是由于皇帝瓦伦斯引入西哥特难民(公元376年);中原帝王将匈奴、氐族难民安置在中原腹地,引发了五胡乱华;唐太宗将突厥难民迁入幽冀等地,成为安史之乱的祸根;而唐末朝廷迁移置庆州(今甘肃庆阳)地区、逃避吐蕃压迫的难民——党项人,仅仅播下了日后河西动荡(西夏独立)的种子。
      马基雅维利说过,“盲目的慈悲是危险的,肤浅的爱足以灭国。”拒绝中东难民入境,从来不是冷血排外之人的梦中呓语,而是基于对历史事实的理解和尊重,越了解历史,越认知事实,就越能够预见到大规模引入中东难民可能引发的恶果。
      因此,作为人类,我们不仅仅要追求美好,更要克制危险的道德冲动,须知,很多真正的灾难往往源于一个愚蠢的理想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七十多年之后,难民再次成为一个举世关注的问题,原因有两个:一是“颜色革命”导致难民输出国原有的社会秩序瓦解;再一个就是西方对非西方国家的武装侵略。
  这两个原因其实可以也归结为一个:西方作为一个强大的外部力量用输出“颜色革命”或战争的手段摧毁了难民输出国的有效治理结构,使之陷入无政府状态,大量国民因此成为难民。
  在伊拉克、阿富汗,美国用莫须有的罪名直接摧毁了这两个国家;在叙利亚、利比亚,西方以颜色革命遭到镇压为借口,通过轰炸或武器援助的方式间接摧毁了这两个国家,结果就是——它们都向外部世界输出了大量难民。

  西方摧毁这些国家时,使用了“独裁VS民主”的叙述框架,迷惑了许多人。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一开始说伊拉克有“大杀器”,后来又说要在伊拉克建立民主。欧洲干预叙利亚、利比亚,主要理由则是“推翻独裁政权”。
  其实,在“独裁VS民主”的框架之外,如果用“有效治理VS无效治理”的叙述框架,可以更清晰的分析难民产生的原因。
  什么是有效治理?一个政府能够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维护社会和生产、生活秩序,庶几就可以称为有效治理。当然,如果这个政府能够带领国家走向繁荣,并逐步扩大人民的民主权利,就更值得称赞了。
  在一个国家里,能够进行有效治理政府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建立起来的,往往需要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长期博弈、整合,通常还需要经过内战;但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从外部摧毁这个治理结构,却并不需要太长时间,伊拉克、利比亚都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被美、欧摧毁了。
  战前的利比亚,卡扎菲的治理是基本有效的,他利用石油美元建立了完善的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人类发展指数几乎达到了西方水平。卡扎菲政权被推翻后,“民主的”有效治理结构并没有建立起来,以部落为基本效忠对象的利比亚人无法把利比亚有效整合成一个统一的现代民主国家。利比亚已经碎片化了,曾作为反对派大本营的班加西则成了ISIS的大本营。

  在利比亚,有效政府被推翻后留下的真空导致社会秩序丧失,当地民众形容利比亚成了“狂野西部”,几乎人人有抢,街头枪战取代了法庭。战乱给利比亚的经济造成沉重打击,战前利比亚的人均GDP为9494美元,战争爆发当年萎缩至3562美元,至今也才4000美元。动荡与贫困之下的当地民众压力巨大,据丹麦一家人权组织最新调查发现,自2011年卡扎菲政权倒台以来,将近三分之一的利比亚人患有焦虑、抑郁等精神疾病。
  “有效治理VS无效治理”的框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国革命为什么必须是内生的:只有内生的、成熟的革命,才意味着用一个新的有效治理来取代已经瓦解的、旧的无效治理,才意味着国家的发展和进步。

  解放大军进入上海秋毫无犯。
  比如,在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胜利之前,蒋介石政府对中国的治理已经完全失败,对外不能御侮,靠出卖主权来维持,对内连“安全”这一最基本的公共产品也提供不了,更不要说就业、福利和社会保障了,至于发展经济和工业化,更是连影子也没有。
  新中国取代旧中国之前,早已在根据地建立了一个“有效治理”结构(即知名学者刘海波所称的“延安体系”)。如果从井冈山开始算起,毛主席已经有了22年治理根据地的经验。所以,解放军解放了哪里,崭新的、远远优越于国民党统治的新秩序就出现在那里——旧中国的千年痼疾:卖淫嫖娼、吸毒贩毒、土匪横行、黑社会欺压良善百姓、高利贷盘剥等等丑恶现象,均一扫而空。
  即便准备的极为充分,毛主席、共产党对新旧政权交接之间可能出现的混乱仍然保持了极为谨慎的态度。孔庆东教授就在自己的微博上披露过这样一则有趣的历史轶闻——

  因此,类似毛主席领导的用优良新秩序取代失效旧秩序的中国革命,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而西方主导的“颜色革命”,基本不过是“破坏”的代名词罢了。
  事实上,被西方摧毁的中东国家,往往是一些极力模仿西方的现代民族主义、世俗主义国家,利比亚、伊拉克、叙利亚都是如此,他们的现代化建设也曾取得过不俗的成就。比如伊拉克就一度有能力开发核武器,对西方在中东的桥头堡以色列构成威胁,萨达姆甚至有重新统一阿拉伯世界的雄心壮志(这决定了西方必致其于死地的命运),卡扎菲则梦想整合非洲为“非盟”。
  西方专门挑选这样国家用各种理由予以摧毁,但对那些与以色列隐秘结盟的海湾君主国(从政体上它们至少比伊拉克等国落后一代,还处于中世纪)却呵护有加,暴露了西方的真实企图:打倒快要追上自己的中东国家,确保西方对中东的地区的“现代化优势”,使之永远只能做西方的外围和附庸,靠向西方输出廉价能源而生存。
  至于难民问题,只是西方这一政策的副产品。
  西方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目的:伊拉克、利比亚都被从现代打回到了前现代,在这些国家占统治地位的不再是民族主义、世俗主义,而是宗教蒙昧主义。若不是俄罗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叙利亚也回到了前现代。

  西方炒作难民问题,并将难民妖魔化,有洗清他们罪孽的企图。中国舆论本应对这个问题洞若观火,但遗憾的是主流舆论也跟着炒,反而让西方有了指责中国“不接受难民”的机会。
  根本解决难民问题,需要西方停止武装干涉别国内政,需要西方停止用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西方是难民问题的主要制造者,因此需要承担最主要的国际责任——这才是联合国难民署中国亲善大使所应该反复表述的立场,只是姚晨能听得进去吗?


       2000年阿萨德上台以来,他并不是一个暴君,他们夫妇二人的形像和素质,难道会比特朗普夫妇差?阿萨德一上来就实施政治改革,放开媒体,走更彻底的世俗化路线,结果引火烧身,反对派四起,等中东之春大风一起,内战就停不下来。
       美国这些年在中东干的事情,只有一个结果:伊斯兰极端势力高涨。
       能让这里人民结束战乱,让难民重返家园,重建家园,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入“一带一路”建设中来。
       但前提是需要各大国联手剿灭ISIS等极端组织,豺狼遍地,人民是没有日子好过的。
       从今年上半年看,ISIS的各种活动,显然是跟一带一路对着干。
       有时人们也觉得纳闷,一帮活在中世纪的恐怖分子,他们怎么有这么高的战略眼光?老是踩到点上。
       菲律宾老杜忙得焦头烂额,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状况不断,中亚吉尔吉斯斯坦去年有人袭击中国大使馆……
       反过来看,跟一带一路不大配合的印度,反而恐怖袭击没有了。是三哥安保情报能力猛然提升了吗?显然不是,因为ISIS没有把三哥当目标。
       为什么人们总说和平宝贵?因为和平真的太难,有的国家的邪恶,并不是常人所有想像。
       中国只能做强自己的实力,特别是军事方面。对付豺狼,只有猎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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