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whmoooooooo的博客

述而不作 信而好古

 
 
 

日志

 
 
 
 

中国和前苏联15国25年里的惊人巨变!  

2017-02-07 19:29:2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前苏联军官:永远不要相信美国真实的谎言!
  
       前苏联上尉军官科什别里雅科维奇:作为曾经的前苏联军官,我现在已经被解除了武装。 

  我目前定居在法国,之所以来到这个国家,我要看看在那个”春色“年代,我并没有去曾经向往的”圣殿“。但是,我究竟看到了什么?美国人在那个时代主办了一个叫做:”莫斯科之春“的俄语电台,在驻军营房中,我经常半夜起身,来收听。在收听中,我知道了原来所谓的苏维埃,是一个民族主义极端政党。他在把世界与我们拖入战争的深渊。而美国仅有美国是一个唯一可以阻止他的圣洁的国度。 

  GCD政权在88-89年几乎在同一年内,在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内,”灰飞烟灭“。当时的我认为,这是我们开始走向新的进步的前奏。随后,伟大的苏联,在一位伟人新的号召下,解体了。我们再也不需要面对”潜在敌人“了。世界上已经没有了我们的敌人。美国人是我们的救世主。我当时,也是这样的考虑与思索。但是,紧随其后,我们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美国人承诺的127亿美元的援助,没有到来,到来的是我的5200卢布月薪买不到1公斤面包。 

  我的部队是原隶属于太平洋舰队的海军部队,在前苏联时代,它是最令美国人恼火的舰队,我们在亚洲日本湾附近,频频出现,日本人紧张的要命,美国海军只能看,却不敢做什么!我们拥有的基洛夫级的导弹巡洋舰,经常游弋到包括东京湾附近,监控与示威。我们的直升机巡洋部队,在日本北州四岛上空,可以自由盘旋。 

  我的弟弟达夫索在东德前苏军装甲部队,他们那里刚刚开始更换新型坦克,却接到了撤回国内的命令。庞大的,无敌的,令西方与美国人惧怕的11000辆装甲战车,1400架直升机,2100架战斗机。连同45万前苏联军队,一同撤回老家。 

  他们的部队回国就遭到遣散。每个人发给了不足5000卢布。不足1美元。我们没有看到,先前民主学家们,超前思维的青年斗士们,他们给予我们的”蓝图“。看到的却是一种可怜的,凄惨的溃败!这是伟大的前苏联红军,从来没有的溃败。基洛夫级被搁置了,大批的常年隐蔽在深海甚至美国西海的战略导弹核动力潜艇,被要求浮出水面,他们身上沾满的厚实的青苔与寄生物。这足以说明他们隐藏的隐蔽与可靠。 

  美国代表团在乌克兰走访,要求他们断绝与中共那个还在维持的国家断绝关系。乌克兰马上同意了。我们在那里的基地被关闭了。大批军队如同是溃逃的敌军那样,失落的回来了。 

  我的一个同学彼利杨科,他在北德文斯克,他那里的消息也十分难过。美国经济援助委员会,在那里监督他们在肢解自己的核动力潜艇,航母舰队。大批的核潜艇,甚至包括那些刚刚服役3年左右的,都被以”废铁“形式出卖,按照每吨2000美元价格,象一头被宰杀的海象那样,凄惨的,悲哀的在那里哀号。 

  坦克命运比海军更加悲惨,T64,T72,T80(早期型号)。总数约有11000辆。T55至少30000。被当作拖拉机,拆卸炮管,2万美元一辆卖给美国国家农业代表合作团。作为美国农民开荒的机械。我们是一支曾经以装甲洪水著称的红军部队,仅仅因为我们内部很多的时尚一代,包括我,崇拜西方,信仰美国。就这样把这些武器自动缴械。悲哀?此刻已经不能代表我的内心了。我看到的是更加多的无助与呻吟。看吧!伟大的前苏联红军,我们荣耀与光荣,被简单的民主与人权,顷刻间化为泡影。150万装甲集群,就这样成为了废铁,拖拉机。农机具。这是多么伟大的改革呀!多么宏伟的民主蓝图呀! 

  直升机很多是没有到达淘汰期限,但是,按照美国人的意见,叶利钦必须大规模消减。还有战斗机SU24,MIG29,25。按照美国的要求,都是废铁,需要大批报废,在那时仅一个莫斯科空军军区,就统辖有12个航空师。 

  我们的人民说:只要解决了GCD问题,我们就可以过上富裕的美好生活,这个我那个时代,也是十分信任的,但是,物价接连不断上涨,就业机会与失业成正比例,下降与上升。以前那些依靠走私,以及外籍关系,立刻富裕的人们,他们可以在没有任何保护下,肆意夺取我们这些一夜间沦为破产者的任何一切东西。一位曾经的老实邻居,他的小儿子从美国回来了,那个曾经是叛逃的可耻的,败类家伙,回来了。但是,他现在不但没有受到警方与军方通缉,相反获得了”海外投资商“的美誉。依靠神圣的美国绿卡,他给了他的母亲10000美元,这在当时,可以说是我们的上万倍。 

  后期,他开始进入了所谓区议会,至少需要花费20000美元。一个以前的逃兵可以在新的民主时代,当上国家区议员,这对于一支正规化的军队来说,简直就是毁灭的。但是,你要记住,它是为了信奉美国民主而逃跑的。而且美国人说他这也是一种热爱自己祖国行为!天呀!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这些苏联红军,以及在抗击法西斯纳粹德国中阵亡的伟大的红军士兵们,不就是一群”亡命匪徒“吗?叶利钦建立的就是这样的民主国家吗? 

  今后的俄罗斯在也不可能有前苏联辉煌的时代了,他被美国利用美妙的民主与人权“阉割”了,肢解了。作战能力仅有原来地1/100,在高唱所谓:建立先进化军队的同时,却要按照美国人的意愿来消弱,这就是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一个已经没有未来与希望的俄罗斯,民主与人权,现在看来能做到什么?其实我们需要的不过是能够在一个空间里,自由地发几句牢骚,大骂几个领导者,仅此而已。我并不需要这样的。民主。他毁了我们曾经强大无比的前苏联。我应该认为我依旧是苏联人,而不是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加盟共和国人。 

  现在看来,什么才是真的极端民族主义?车臣难道不是吗?但是,那时我太爱美国了。美国人的一切在我的眼中,都是无可攀比的正确与伟大的。但是,现在留给我的只有悔恨。 

  在法国听到美国进兵中亚的消息,我感到痛心,在我还是士兵的那个强盛年代,苏联军队绝对不会叫美国人靠近这个被自己看做庭院的”腹地“地区。而现在,他们来了。我们却只能坐在这里看着,丝毫没有任何办法。改革?民主?人权?就是不能建立强于美国的军事力量。前苏联如此,目前正在崛起的中国也是如此。 

  一旦你建立了,那么美国人就会把你看作是洪水猛兽,依靠他们宣传的美化能力,把你的一切的光辉,贬低的毫无能力。之后,你就会开始坐下来,按照他的思想引导去思索和理解。然后,震动,主动把他自己的身体每一块肌肉,毫无保留的奉献给美国,请求他以他的上帝名义来主宰你。 

  我们被我们自己的·眼睛与耳朵所欺骗。我们在痛苦中明白了,美国没有建立一个幸福民主自由的俄罗斯的未来的任何义务与责任。在美国1991年的国家安全报告中说:美国终于完成了打垮前苏联的重大的战略任务,因此,为美国人民创建了一个只有美国利益的世界环境。今后与21世纪的世界利益是属于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 

  现在,看来,中国在崛起了,他阻碍美国,而中国国内目前比我们那个时代,拥有更加多的”皿猪斗士“他们在试图一次一次开始分化中国的政治与社会格局。04年以前,他们几乎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了,中国那时已经到了最低潮的时代,他们实际上那个时代比我们还要穷困,除了没有了威信,更加致命的是,他们连军费都被节约了。 

  但是,如今中国人真的崛起了。势力来的那么凶猛,美国人目前的姿态,显然已经完全挫败在他们手里,只能被动的作着抵抗式的还击。但是,效果十分微弱。根本不可能阻挡中国这个新型势力的崛起与逼近。但是,美国人聪明在于嘴上,而中国人聪明却放在肚子里。因此,美国在开始依靠自己的漂亮的嘴巴,说服这个具有几千年的古老民族,臣服与他们的民主之下。 

  不少中国人接受了这种“真实的谎言”。与我们一样的开始所谓深度反思,并且把辱没自己的光荣看作是一种更先进的文化。这样的中国绝对不可能是美国的敌手,他们也会在将来的日子里,与我们一样,走到落败与被肢解的局面。 

  但是,无论如何,这个目前的俄罗斯盟友,还是在坚持着,除了不断修正自我错误,而且还在不断坚强起来。希望我们可以作为一面照亮中国人的灰色眼球的镜子,把他们从美国美丽的泡沫中警醒,他们应该可以承担我们那个时代被毁灭的功绩。来为世界的真的公平与和谐,寻求光辉道路。





 陈平:中国道路的本质与未来选择

  摘要: 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所以要用历史的、全球的和多层次的眼光来分析。政府的形式和功能是在历史危机中演化而来的,不是什么人设计的。历史又是人创造的。只有发展远见才能造就体制创新。 ... ... ... ... ... ... ... ...

  一、引言

  如何理解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高速发展,不仅给西方经济学家带来巨大的困惑,也给中国经济学家带来极大的挑战。是否存在中国模式的辩论,就是这一挑战的具体表现(Chen,2008;Fukuyama,1993,2011; Rodrik ,2011;陈平,1979, 2004,2010b;吴敬琏,2011)。本文重点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中国是否已走出了一条和英美、东亚不同的发展道路 假如不是,那么世界是否只存在一种市场(英美)模式 中国可否借鉴其他模式,例如德日模式、北欧模式 假如是,就有第二个问题,中国道路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我们判断的标准不是教科书上的理想世界,而是世界各国的比较研究(陈平,2006;韩毓海,2009;李世默,2012;潘维、尚英,2012;Morris,2010;Zakaria,2011)。中国过去不少人追求空想社会主义,今天又有不少人追求空想资本主义,值得警惕。我们不仅要学习各国的成功经验,而且要研究各国、尤其是西方和日本的失败教训,来解决中国和世界的问题。在西方面临重大经济危机的时刻,国内一些人仍然极力推销西方已经百病丛生的经济模式,不能不让人重新思考改革之初曾经常提出的问题:检验不同经济理论的标准,究竟是实践还是信仰 。

  盲目相信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家认为,不存在什么中国模式。中国过去发展的道路就是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中国如有修正,也只是吸取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利用国内的廉价劳工发展了加工经济和出口贸易,其代价是牺牲环境和国民福利。他们认为,国内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国企垄断、腐败和贫富差距;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赶上美欧发达国家,为此应当全面仿效美欧的福利制度和政治制度,方能大幅提高消费水平。他们欣赏东欧的政治改革和东亚的土地制度,推行西方式的城市化与现代化。他们天真地寄希望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得以继续,在经济政策上力主人民币升值、土地私有化、利率自由化。应当说,这类主张在国内有相当的市场。

  在金融危机中反思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家认为,西方模式不是现代化的普适模式,美欧国家目前的高福利、高消费模式不可持续。日本和东亚国家屈从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使东亚经济停滞不前。中国在选择性学习美欧与日本经验的基础上的创新,已经远远超越东欧模式,发展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道路。目前的中国道路还没有定型,是否将来能让全世界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取决于中国未来的发展能否进一步破解目前中国的资源瓶颈,并参与改革当前不合理的国际秩序。

  如何总结中国过去的经验与如何探索中国未来的道路密切相关。我认为,不能简单地把中国过去30年发展的成就概括为市场化改革,因为全盘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拉美和东欧国家,经济发展比中国曲折得多。中国的改革进程是独立自主的改革开放,既抓住了国际机遇,又避免成为跨国资本控制的依赖型经济。在应对起源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表现出远比西方国家有效的应对能力。这些历史事实已经引发西方学者全面反省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深入研究中国快速成长的机制。中国经济学家应当担负起总结中国经验的责任,并探讨后美国时代的全球经济秩序。中国未来的发展必须避免重蹈西方的覆辙。我们不能迷信西方的市场化和议会制,否则无法摆脱西方消耗资源、节约劳力的劳动分工模式,不能克服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也难于走出目前起源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当然,我也同意吴敬琏的一个意见,即中国模式现在没有定型,还在过渡时期(吴敬琏, 2010)。所以,我取的说法叫“中国道路”或“中国实验”,不叫“中国模式”,以防停止改革的风险。但我赞同福山的历史观察,中西道路的分岔,不在现代,而在秦汉与希腊罗马时代(Fukuyama,2011;陈平,1979,2004)。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打破了英美模式是世界普适模式的神话,也激起西方观察家重新肯定欧洲大陆(法德)模式、北欧模式和日本东亚模式的经验,重新研究苏联成败的原因,并探索后美国时代的全球化道路(Jacques,2009;Zakaria,2011)。

  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所以要用历史的、全球的和多层次的眼光来分析。我们观察经济至少有三个层次:第一,要对国际形势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过时(恩格斯,1972)。中国的决策必须了解中国的竞争者,“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不能对西方霸权抱有幻想。第二,要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有全面的了解,尤其是中国的生态环境、技术差距和经济结构(马洪、孙尚清,1981;陈平,2004)。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口资源不平衡,不是什么投资消费不平衡,这只能靠发展科学技术来解决。而目前的产业布局和行政体制,阻碍了新的劳动分工的结构调整。现实结构调整的需要决定着政府的地位和改革,不是什么“看不见的手”的信仰来决定政府的作用。政府的形式和功能是在历史危机中演化而来的,不是什么人设计的。历史又是人创造的。只有发展远见才能造就体制创新。第三,要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景有前瞻性的眼光,才不会从眼前利益出发保护夕阳产业,从而错过新一轮技术革命带来的发展机遇。世界发展是不平衡的,所以认识世界不能依靠维护现状的新古典经济学。改造世界要研究演化经济学和复杂经济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向实践学习。这是我们的出发点(陈平,2004,2010e;Chen,2010)。这次金融危机显示了英美模式劳动分工的局限。中国能否走出新的劳动分工模式,有待于我们打破西方中心论的迷信,认真总结中国人民创新的经验。换言之,摸着石头过河的时期已经过去,观全局航海的时代已经到来(陈平,2010f)。因为西方世界的彼岸并非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中华文明适应环境变迁的能力在世界诸大文明中最具生命力。

  二、否定中国经验的理论误区和观察局限

  怀疑中国道路的人,问题出在哪里 我以为,他们的思维既有理论误区,也有经验的局限。

  他们的理论误区在于盲目相信西方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不了解其他先进的经济学派(Chen,2010;陈平,2010e)。他们也没有意识到,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宏观经济学是没有结构、也没有历史演化观的经济学理论,无法理解这次金融危机提出的结构转型问题(恩格斯,1972;陈平, 2010d,2010e,2011; Harris,2001;Chen,2010)。他们不知道,劳动分工发展的动力是科学技术革命,市场只能营销创新,不能创造科学。工业革命从来就是非均衡的发展,均衡只能停留在古代社会。更多的人是被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线性简单数学模型所迷惑,以为市场供求会自动保证市场稳定和社会公平,否认垄断竞争和群体效应会导致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更忘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人类发展的历史,似乎普遍理性和自愿交易可以克服利益集团的冲突与战争。他们思考经济政策的经验仅局限在了解中国和美国的表面现象,不深入分析深层次的结构原因,不了解世界发展的多样性和西方本身的历史曲折(冀朝鼎,1981;陈平, 1979, 2004;Morris,2010;Fukuyama,2011)。

  我们下面的分析只是做个示范:哪些领域可以开放市场,哪些领域要限制进入,哪些领域要打破垄断,都要衡量短期与长期的利弊效应,要考虑竞争者的优势与劣势。

  (一)迷信市场化难以理解世界发展的高度不平衡

  迷信英美模式的市场化是经济增长的动力的人,似乎忘却了世界经济发展高度不平衡的历史和现实。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了几百年,市场化并没有解决多数国家、多数人口的发展问题,包括美国的贫困阶层。

  西方发达国家加上日本的总人口约6.9亿,占世界人口10%,却控制着世界90%的资源,消耗世界40%以上的资源。中国人口近发达国家总和的2倍,韩国的27倍。中国的人均可耕地只有1.6亩,只占美国的1/5,不到俄国的1/7。中国年降雨量不到日本的一半,离海岸线的平均距离却是日本的55倍。中国天灾频繁,要保障数量庞大人口的基本生活,政府自古以来就在兴修水利和国防工程上起着巨大作用。从战国时代起,中国就没有什么“无为而治”的政府能稳定存在。在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先后在国际贸易中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如希腊、意大利、荷兰、英国和东亚的日本、韩国,都利用了他们离海岸线近的地理优势扩张海上势力。后起的法国、德国、美国和前苏联依靠国家的力量发展科学、教育和规模经济,才得以赶超海洋国家(见表1)。“自由放任”政策的宣传无法掩盖资本主义扩张的炮舰政策和资源掠夺的历史。

  (二)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拉美、东欧、前苏联,经济增长远远落后于发展混合经济的中国

  把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发展归结为市场化,甚至是推行华盛顿共识的结果,几乎无视拉美、东南亚、尤其是东欧和前苏联在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主导下,推行华盛顿共识主张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宏观紧缩政策的严重后果(见表2)。

  20世纪60~70年代,世界增长最快的国家和地区是东亚的日本、韩国和拉美的巴西,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推行了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笔者在访问日本、韩国、巴西等国时,当地的经济学家告知,华盛顿共识的提出并非出于发展经济学的规律,而是基于美国资本控制全球的利益(Williamson,1990; Stiglitz, 2004;陈平,2005,2006)。美国在拉美推行金融自由化以后,导致拉美的汇率大幅波动,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不得不重新依赖美国资本来稳定宏观经济。日本和韩国在金融自由化以前,成功抵制了美国资本对民族企业的控制。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外国资本在韩国排前10名的大企业中的股份不到10%,危机之后超过50%。日本在美国压力下汇率大幅度升值,先后引发房地产和股市泡沫,导致20世纪90年代以后真实经济增长率持续20年的停滞,至今未有起色。20世纪90年代在东欧和前苏联推行的休克疗法,更导致东欧和前苏联的去工业化和经济的大幅度倒退(见表3、表4)。华盛顿共识推行的金融自由化,最终让美欧自己的经济遭受重大危机。英国前工党首相布朗在主持伦敦召开的20国首脑峰会上宣布华盛顿共识的终结,中国却有不少经济学家还在为华盛顿共识辩护,其观念之落伍值得我们反思:中国和美国过去20年的经济教育,究竟是在传播新的教条,还是教会学生观察世界的工具?

  在改革开放的32年间,中国真实GDP增加了近20倍,东欧、俄国却只增长了不到1倍,西方发达国家的增长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见表3、表4、表5)。在转型过程中,中国保持连续高速增长,而东欧1996年真实GDP比转型开始的1990年下降了27%,俄国1998年比1990年下降了42%,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下降17%),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加内战和大饥荒(下降44%)的损失。转型期间东欧国家单方面对西方开放,西方却并未对东欧产品对等开放,导致巨额贸易逆差与通胀,企业大量倒闭。波兰的通胀率达500%以上,俄国的通胀率达4000%,俄国的卢布贬值到1/5500,乌克兰的货币贬值到1/76000,东德的国有资产在西德政府主导的私有化过程中的净值为负,等于无偿加补贴奉送给跨国公司(陈平,2006)。这导致前苏联地区重新出现大规模贫困,东欧人口大量外流,妇女不敢结婚生育,人口连年绝对递减,国际经济地位大幅下降。

  (三)前苏联的瓦解输在封闭政策而非经济竞争

  仔细观察表2,就可以看出:20世纪70年代,中国、前苏联和东欧的经济增长率都高于日本、美国和西欧。西方经济学宣称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私有经济优于国有经济的观点是没有历史依据的(Maddison,2007)。包括中国改革的前30年和前苏联70年的实践,社会主义在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发展科学、教育、保健、基础工业和国防上优于西方。中国独立研发原子弹的成本只有美国的百分之一。怎么能够断言国有经济不如私有经济?当然,列宁过低估计了市场竞争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使前苏联在发展技术创新和多样消费方面不如西方;其原因有二:一是西方的封锁限制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分工和科技交流,不得不重起炉灶;二是苏联自我封闭的政策也限制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创新和竞争。

  笔者曾在1985年开车从西德去过捷克和东德,近年多次去过德国、东欧和俄国。社会主义下的东德在基本生活保障和教育、医疗的普及上高于西德,没有类似美国大城市中的贫民窟。但是,居民消费的多样性和汽车、计算机技术比西方落后,原因是国防开支挤出民生工业。前苏联过高估计西方发动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低估了社会主义国家开放竞争的能力。前苏联民族矛盾导致的政治瓦解,不等于社会主义经济必然输给资本主义经济。假如东欧像中国那样自主地向西欧选择性开放,东欧工业会迅速成为西方的竞争者。东欧实行休克疗法时,西方跨国公司借自由化和私有化之名,让东欧骨干工业被西方全面收购或破产,从而消除了西方的一个巨大竞争对手。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反而为中国产业升级打开大门。世界历史的巨变不能完全归之于体制,历史是人创造的。中国出乎意料地超过苏联,重要原因是邓小平的远见高于前苏联的领导人。毛泽东反对苏联式的垂直劳动分工,也为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区域竞争格局铺平道路。

  以笔者的观察,柏林墙的倒塌和前苏联的瓦解,原因不在经济而在政治。前苏联用专制手段来维持东欧的稳定,导致东欧人民对西方自由民主抱有幻想。德国统一之前,东西德的明智人士主张东西德要渐进统一,才能稳定调整经济和政治结构。但是西方民主的选举政治导致政治家的短期利益高于国家的长远利益。东西德在1991年7月实行没有过渡期的货币统一。为了获取东德人的选票,西德政府决定,东德居民持有的东德马克可以1比1的比率兑换西德马克,这远高于黑市上的几乎是6比1的真实汇率。这带给东德居民一笔飞来横财,成为弗里德曼直升机理论的经典实验。其结果大出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意外!大笔不仅没有刺激消费,反而摧毁了东德的工业。 统一货币后,东德所有的出口须用西方的硬通货付款,打破了苏东以货易货或用卢布进行交易的传统,使东德企业倾刻丧失东欧的传统市场。东德居民用手中飞来的西德马克,买西方的时尚商品而非东德的老式产品,使东德企业进一步失去了国内市场,从而大面积破产。西德企业向东扩张,东德市场陷入萧条,西德居民不得不交重税支持东德的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障,导致德国利率上升、增长放慢,并拖累欧元区的发展。中国主张均分外汇储备来刺激消费的经济学家,大约不知道德国货币统一的前车之鉴。

  德国统一后把首都从波恩迁到柏林后,笔者到西柏林自由大学讲学,发现柏林经济十分萧条。周末柏林自由大学附近餐馆都没几家开门。惊讶之余,西德学生讲述的故事,方让我醒悟东西方冷战的核心竟然是心理战。原来,冷战期间西德各州补贴西柏林表面的高消费,用媒体制造西方自由繁荣的假象。东德人以为只要翻过柏林墙,自由、民主、繁荣就都有了,人心思变导致柏林墙的倒塌。谁知柏林墙垮之后,西德各州停止给柏林市的财政补贴。柏林没有工业,经济远远不如有汽车制造业的南部各州。年青人找不到工作,大批离开东德和柏林,导致当地房价低迷,服务业也一片萧条。中国一些经济学家主张听任沿海劳力密集的制造业外移,代之以服务业的发展。他们不理解服务业的发展必须依托工业和农业创造的剩余,否则还要发展科学技术干什么?开餐馆和赌场的现代化,城邦小国可以利用地理优势生存,中国如此大国要学,岂不荒唐。

  在开放的条件下,中国和美欧究竟谁更有竞争力,是实践的问题,不是理论的问题。苏联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都是封闭经济的理论,不考虑国际竞争下的复杂格局。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走过了曲折道路。换言之,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是打出来的,不是西方恩赐的。俄国总统叶利钦以为推翻苏联共产党,解散苏联,就可加入北约,获得西方的援助和伙伴地位,结果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西方不可能容忍中国、俄国这样的大国成为西方强权的平等对手,甚至是挑战者。日本经济学家告诉笔者,日本是缺乏资源的国家,但是任何收购西方控制下天然资源的行为,都被美国视为战争行为而封杀,日本人只能购买美国的房地产和债券。索尼收购好莱坞电影商也如同联想收购IBM的PC一样,障碍重重。中国天真的空想资本主义者,应当切记西方地缘政治分而治之的传统政治。

  (四)中国前30年的发展奠定中国后30年自主开放的基础

  否定中国模式的人往往低估中国前3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全盘否定计划经济在奠定中国独立国防与自主经济的成就,无视中国计划经济走过的弯路是西方列强封锁围堵所造成的历史。

  2009年9月,曾任巴西财政部长的经济学家邀请笔者去巴西讲学,并安排我会见巴西总统府的战略规划部官员。巴西官员在会议简报中把巴西地图和中国地图并列,他们参照中国高速公路与高速铁路的分布,用以规划巴西的基础设施。之后,他们告诉我巴西发展的困惑:每次巴西的经济规划刚刚提出,就遭到美欧国家的反对而止步不前。他们问我为何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做出独立的决定?这也是提出“北京共识”的英国观察家雷默(Ramo,2004)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我是物理学家出身的经济学家,所以我的意见和新古典经济学教育出来的经济学家不同。以我个人的观察,中国经济改革之所以能做出独立的决定,是因为中国有独立的科学技术和独立的国防。相比之下,日本屈从美国的安全压力,就没有独立的金融政策。前苏联自废武功,才不得不听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苛刻的贷款条件。巴西官员对此印象深刻。

  我访问东欧时,发现东欧经济相对较好的是波兰。原因是俄国与德国在历史上三次瓜分波兰,所以波兰人不信任西方的私有化方案,保留了若干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如今得以应对金融危机。匈牙利在卡达尔领导的市场化改革中用外国贷款来资助居民消费。休克疗法中匈牙利为了还债,把国有大企业和国有银行全部卖给外资。金融危机一来,外资银行纷纷抽逃资金回救母国,使原来东欧经济基础最好的匈牙利的经济恶化程度远超过波兰。

  国内一些经济学家在反对国企垄断的同时,不反对西方跨国公司的垄断。他们不理解美国金融寡头是本次美国与世界金融危机的根源(Johnson,2009; Chen,2009,2010;陈平,2010d)。本人曾在1996年就金融改革的战略上书中央(陈平,1996)。我建议仿照中国民航改革的成功先例拆分四大国有银行。中央领导批示赞同,却被部门领导否定。理由就是美国的花期银行等巨头正在兼并,如果中国的国有银行拆分,如何面对西方银行巨头的国际竞争?中国的世界500强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没有国有企业的扶持,难以单独面对跨国公司的竞争。

                                                                                                                                             2012-6-14



陈先达谈中国道路:我们遇到了有违改革初衷的新问题 

  中国道路问题,是最为世人关注的大问题。中国选择什么道路,中国向何处去,不仅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命运和全体中国人民的切身利益,也会改变世界政治格局和大国之间的力量消长。“中国威胁”论、“中国经济崩溃”论等,本质上都是以话语形态出现的包含对中国道路取得的伟大成就的焦虑和恐惧。

  中国道路与中国方案

  中国道路,就其一般意义而言,包括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所经历的全过程。对过去来说,是中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对现实而言,它就是中国当代的社会主义实践;对未来而言,它就是中国为之奋斗的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作为一个整体,它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历史过程。中国共产党95年来走过的道路,内蕴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信,其深层本质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

  笔者以为,中国道路的提法或许比中国模式的提法更确切,更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意。模式的提法难以表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从语意来说,模式是成型的、静态的、稳定的。用在国家发展上,模式具有排斥性,把自己国家的发展视为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唯一的最具优越性的发展方式,或者认为自己国家的发展模式具有普适性,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一个现成的发展范式,如同制作糕点的模型,全部糕点都是从一个模子里制作出来的。无论在何种意义上,模式论都不太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各国有不同的发展道路,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更没有唯一的模式。西方发展道路是由西方国家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决定的,而不是为世界提供模式,也不可能提供模式。中国推行改革开放,表明中国共产党愿意学习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但是中国不会照搬西方发展的模式。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我们愿意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但不会照抄照搬任何国家的发展模式”“不能企图用一种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

  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形态发展论,而不是社会发展模式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出来的。从整个中国历史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对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和文化的传承中得出来的;从近代史说,它是从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为民族复兴而奋斗、而牺牲、而不断遭受挫折的苦难经验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道路是纵向的,它与自己国家过去的历史特点和文化特点不可分割。没有中国历史的发展,没有中国文化的积累,就没有中国特有的发展道路。

  道路的特点是实践,而不是仿效制作,照葫芦画瓢。中国道路就是中国人的实践,不实践就不是道路,也没有道路。当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可以有规划、有顶层设计、有“两个一百年”要达到的目标、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目标不等于道路。目标只是道路的重要部分,是道路的指向和要达到的站点。至于如何到达这个站点,怎么走,就是道路问题。可以大胆地说,按照历史辩证法,我们不可能详细地绘制一个不需要修改、不需要完善、不需要调整的中国道路规划图,而是应该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这就是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两者结合。因此,中国道路不是固定模式,它包括弯路、包括曲折,甚至会碰到岔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定型的,而是未完成式,现在仍在继续走。一句话,中国道路是实践过程,它为人类对更好的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的是中国方案,而不是一个现成的模式。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在中国道路上我们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也遇到不少问题。其中有一些是有违改革初衷、未曾料到的新问题,正在采取措施逐步解决。社会主义建设是有规律可循的,我们会有盲区,会有没有掌握的新的规律。我们还要不断摸索、不断总结。改革初始,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点是放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上,为此提出发展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在改革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推进发展是硬道理的原则,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再发展到现在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从开始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发展到现在强调共同富裕,强调依法治国,强调公平、正义,这都是从30多年一步一步改革经验积累中走过来的。30多年来的经验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这个过程并没有结束,中国道路有明确的方向图,通过深入探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些有关道路的根本性理论问题,提高了我们的理论自觉性,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推进各项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导。

  中国方案的提出,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中国方案,就存在于中国道路之中。没有中国道路就不会有中国方案。提不出中国方案,中国道路就会变成一句空话。或许有人说,只有中国模式才有世界意义,而中国道路没有世界意义。这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模式提供的是模具。我们反对西方推行的普世价值观,就是反对他们对自由、民主、人权的解释的话语霸权,反对它们把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模式化。其实,各个国家需要的是符合自己国情和文化特点的自由、民主和人权制度。当然,我们可以学习它们的优点,吸收西方的积极成果,但我们有自己的发展道路和方案,而不是成为从西方模具中复制出来的仿制品。

  中国道路,既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之路,又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之路。讲它是中国特色之路,是因为它具有中国的历史特点、民族特点、文化特点;讲它又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之路,是因为它向人类提供了不同于西方发展道路的中国方案。这个方案向世界表明,一个近百年来受列强压迫和侵略的民族,一个曾经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民族,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与自己民族特点相符合的制度和发展道路,走上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人间天堂,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也不是人类社会发展唯一之路,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并非人人必须奉为圭臬的绝对价值。在当代,各国的发展,完全可以有不同的方案。这正是西方某些资本主义国家拼命遏制中国和平发展的原因。因为中国的崛起意味着中国方案的成功;而中国方案的成功,意味着在当代可以有另一条通向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复兴之路,而不必接受西方兜售的资本主义制度优越论和永世论的灵丹妙药。中国方案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精华的结合,它的影响力和说服力,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正因如此,西方一些国家千方百计对中国道路进行抹黑,并将之视为对“自由世界”道路的背离。

  中国道路之争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在中国,不同道路之争,其深层体现为不同文化之争。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其争论由来已久,并非现在才出现。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就存在。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主张的在中国进行革命的道路、文化保守主义主张的中国文化本位主义、一些人倡导的全盘西化的资本主义道路。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从实践上对这个问题做了总结,而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做了概括。本来,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后的前30年,这个争论已经沉寂。但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总结“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随着重新正确理解中国传统文化,随着经济全球化后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涌入,关于中国道路的争论再度兴起。但现在各自的立论与表现,与中国革命胜利之前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化保守主义和全盘西化论相比,具有新的时代特点和理论支撑。这个理论支撑的文化特点可以概括为三个“化”,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回归传统,回归儒学,重塑中国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是“儒化”;回归人类,回归世界的核心是“西化”。如果不站在历史唯物主义高度把握这三个“化”的本质,就会在中国特色道路问题上缺乏文化自信。

  有人提出要中国走世界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道路,走世界文明之路。在他们看来,以希伯来犹太教和古希腊哲学为源头的西方文化,是最优秀的文化;西方的道路是世界的普遍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脱离世界文明,是沿袭自秦始皇以来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之路,是自外于世界潮流的道路。无论在国际国内,这种说法都时有所闻。这种说法完全暴露了西方普世价值论的政治底牌。资本主义道路怎么就是世界文明之路,就是人类世界共同道路呢?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西方文化只是文化中的一种,资本主义道路只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阶段。资本主义的确为人类作出了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巨大的贡献,但又同时为自己挖掘了坟墓。资本主义社会是文明与野蛮、光明与黑暗并存的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以热情洋溢的赞美笔调肯定了资本主义的成就,但同时又毫不留情地判处了它的死刑,敲响了资本主义丧钟,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和发展包括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之中,但绝不代表人类的美好理想,并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什么是人类的共同道路,什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从历史远景来说,不是少数人富裕的资本主义,而是公平、正义、共富、和谐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相对于人类存在数千年的阶级社会和剥削社会来说,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建设一个公平、正义、共富、和谐的社会,才是人类的共同道路。用中国哲学的话说,叫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之路,用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形态发展理论来说,这是人类解放之路、是共产主义道路。世界通向这个共同道路的方式和方法可以各不相同,并且肯定会有先后、有迟早,但对人类社会而言,剥削制度不会是永恒的、亘古不变的。私有制度是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也会在一定条件下终结,作为私有制的最高发展阶段的资本主义制度形式也是如此。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消灭私有制,走向公平共富的社会,这才是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共产党宣言》的不朽价值,就是向全人类揭示了这个普遍规律,并号召全世界劳动者团结起来为此而奋斗。

  我们反对西方包藏政治图谋的普世价值论,并不违背世界发展潮流,不是与世界发展相脱离,因为我们不是反对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法治这些人类认可的共同价值,相反我们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和人权制度。我们反对的是西方某些国家或学者怀着文化自大狂的优越心态,把西方价值观念和制度模式化,视之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模式。普世价值论的本质就是西方制度模式化,是以普世价值为软实力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不可超越性的话语霸权。

  国内外都有学者批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脱离世界发展道路、脱离人类发展道路,要中国回归人类发展道路,讲的就是回归普世价值的道路。他们说,这是中国从“专制”“独裁”的社会主义,回归“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实际上,就是要中国割断自己的历史传统,摒弃中国文化特点和社会主义道路,期待中国重蹈“红旗落地”的覆辙。

  在道路问题上也还有另一种主张,这就是回归儒家、回归传统。最激烈的说法是儒化中国共产党、儒化社会主义。表面上,它与回归世界、回归人类的新自由主义道路是双峰对峙,其结果实际上是殊途同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生活其中的现实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我们的理想。人在站立的时候,总是双脚立地、背面对后、两眼朝前。社会发展也是一样。社会永远是立足现实、背靠传统、关注未来。而不能是相反的,脱离现实、脸向过去、背对未来。社会发展是往前走的,人的追求不能与社会发展的方向相背而行,而只能相向而行。

  在笔者看来,背靠传统,就是继承传统、弘扬传统、创新传统,而不是回归传统。正如儒学一样,需要继承、发扬而不是回归。历史是曾经的存在,现实是当代的存在。传统是历史与现实之间连续性的文化串线。历史对现实有深刻的影响,即它的文化基因具有某种遗传性。儒学传统要继承,但要与时俱进,而不是回归。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历史总是要向前进的,历史从来不等待一切犹豫者、观望者、懈怠者、软弱者。只有与历史同步伐、与时代共命运的人,才能赢得光明的未来。”

  “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社会主义有自己的发展规律。中国当代的现实,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社会主义有自己不同于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有不同于以往任何社会制度的新的指导思想、新的政治制度。我们是生活在21世纪的当代人,是生活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代人。站在当代,我们应该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思想,但不可能在社会制度的建设和思想指导观念上,回归传统、回归儒学。以儒化作为中国道路和方向的指导,只会断送中国的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光辉的道路,也是一条充满困难的道路。我们党清楚知道,老百姓对现实问题有议论、有不满意。当代的问题是现实问题,而不是古代人的问题。现实问题,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问题为导向,采取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进行分析,寻找它的现实原因,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法。传统文化包括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说,可以为我们解决问题提供思想资源、提供启发智慧,但传统文化不可能为它们从来不曾经历的两千年后的问题提供预案和答案。对中国道路上存在和出现的问题,儒化不是出路,西化更不是出路,出路在于继续深刻研究和把握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从严治党。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不可违背,执政党的规律不可违背。治党必须从严。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我们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不懂历史辩证法,不懂得失成败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是非常危险的。殷鉴不远,岂能忘之。《易经》中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我们一定要以不忘初心之志,以兢兢业业、如履薄冰之心,走符合社会主义规律的中国道路。

  中国道路的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说:“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进一步发展,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造性。

  中国道路不是重复母版、模板、再版、翻版。这四个“不是”,就包括三个“化”字。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就是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与中国实际和文化相结合;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就是强调中国社会制度和道路不能儒化,以儒学为主导的传统文化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就是强调中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是西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最根本的化。没有这个化,一切都无从谈起。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因为我们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寻求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中国民主革命走的是一条农村武装割据,由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而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巷战,也不是苏联走过的城市武装起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也是从以俄为师到走自己的路。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实行的是和平赎卖,分清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而不是一锅煮;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是强调正确处理十大关系;强调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改革开放,我们强调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强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强调四项基本原则,等等。很显然,这些都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更不是前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和改革的再版。不用多解释,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走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如果没有从实际出发,没有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可能取得成功。当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没有结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紧密结合起来,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

  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问题。中国革命不可能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因为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社会主义革命,何来母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推翻旧的社会制度的革命,是社会形态的变化,不是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改朝换代。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才是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才是在中国历史上没有母版可遵循的伟大创造。无论是《礼记·礼运篇》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和“小康”理想,或是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的废除封建土地私有制、均贫富的思想,虽然包含丰富的思想资源,但都不可能成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母版。它们是原始的空想社会主义,或农业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的是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

  儒家学说,是封建社会王朝的母版,而且是王朝守成的母版,而不是开拓创新的母版。这是历代王朝倡导以儒治国的原因,怎么可能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母版呢!当然,不是母版,丝毫无损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不影响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对我们的思维方法、道德修养、人文教化、治国理政的巨大思想价值。应该反对儒学政治化,儒学宗教化,在社会主义时代应该重视儒学的文化本质。但从道路和旗帜的角度说,从重建理想和信仰的角度说,我们绝不能走以儒化国、以儒化党的道路。我们要治理的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要重建的理想、信仰、价值,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仰、价值。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中国共产党,就是因为它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

  任何一个关注现实的人都能看懂,中国共产党内的腐败分子、党内蛀虫,并不是因为失去对儒学的信仰,而是丧失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我们社会出现的一些道德失范和价值观念混乱,也不是因为失去对儒家的信仰,而是伴随当代中国社会深刻变化而出现的副产品,或者说是社会代价。

  我赞同我们应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包括文学如唐诗宋词,总之,中国传统文化中宝贵的东西我们都应该珍重。但我们也应该明白,社会矛盾永远是现实的,我们直面的问题永远是当前。现代人的信仰和价值永远应该是与时代相适应的。

  任何国家在走出传统社会后都要实现现代化,中国也一样。但中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是西方现代化的翻版。现代化,是使用最多的一个概念。可是何谓现代化,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这取决于时代背景,取决于各国历史的、文化的特点,特别是取决于社会制度的本质。

  中国从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开始,就把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经过60多年的建设,我们在不断深化现代化的内涵,包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等等。但无论中国现代化的内涵怎样深化,有一点是不会变的,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如果我们摒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偏离中国道路,在现代化问题上不加分析地接受西方话语抽象鼓吹的国家现代化,改变中国所谓的“一党专政”,放弃中国共产党领导;鼓吹思想市场化,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借助思想多元来反对指导思想的一元化;鼓吹军队国家化,反对党对军队的领导,如此等等,这实际上是在现代化的名义下偷梁换柱,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变成西化翻版。

  毫无疑问,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人类社会摆脱传统社会后的巨大历史进步,但西方现代化是通过向海外殖民实现的,是同侵略、掠夺、剥削、扩张密不可分的。日本也是脱亚入欧,通过实行现代化,走向军国主义,疯狂向外扩张和侵略。我们只看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变得富强、文明,可忘记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给世界、给大多数被殖民国家带来的巨大灾难。马克思曾经说过,“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就丝毫不加掩饰了”。

  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本质是资本本性的扩张。海外殖民就是资本扩张,但它号称输出文明。实际上像马克思当年说的,被殖民的国家“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他们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如果说,当年西方资本主义在输出文明的口号下,给世界带来的是灾难;当代在强行输出普世价值的口号下,带来的同样是灾难。只要看看中东,看看非洲某些被“民主化”的国家,看看他们战火纷飞、家园破碎、难民如潮的处境,自然就能明白。

  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会有某些共同点,有可借鉴的东西,但绝不是西方现代化的翻版。时代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底蕴和传统不同,现代化的道路也不同。中国的文化是和平的文化,而不是扩张的文化。中国是在取得民族独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逐步推进现代化的。我们是在被资本主义世界封锁的情况下,完全依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依靠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力量实行现代化。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是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在世界交往中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的现代化,没有殖民、没有掠夺,而是互利共赢;没有血与火,没有战争,而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增强世界和平、防止战争的力量,是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力量。这是与西方现代化进程伴随殖民、战争和掠夺迥然不同的两种类型的现代化。中国实现现代化,是对世界、对人类和平的重大贡献。

  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是西方现代化的翻版,但我们重视对西方现代化的研究。它的成绩、现代化中存在的问题,都能为我们提供经验和教训。我们是后发国家,我们有条件也应该避免西方在现代化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我们也不会忘记它们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和某种推动。但笔者不赞同中国现代化的动力是外生的,与中国历史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无关。外因是条件,内因才是根据。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文化传统的民族,是一个蕴藏并积蓄了几千年文明内在力量的民族,是一个在近代饱受侵略和掠夺,积蓄着追求民族复兴、追求民富国强强大力量的民族。现代化是中国革命题中应有之义。把中国现代化,视为简单的外力——反应模式,而不是中国内在力量的要求,是一种错误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导致的结论,就是中国现代化应该拜西方侵略之赐,像有些人无耻宣称的,如果中国能被西方殖民三百年,就可以从洋人手里接受一个现成的现代化中国。这种观点何等荒谬!

  结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现代化必经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我们对道路的自信,源自对文化的自信。中国不仅有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文化不仅是知识、智慧的积累,更是一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中国近百年历经劫难而九死无悔,“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其中闪烁的就是“我以我血荐轩辕”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2016-09-07
  评论这张
 
阅读(2)| 评论(0)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