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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从历史看现实——中国发展方向  

2017-02-12 19:10:5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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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安全问题是生存问题,那么,80年代之后中国的安全问题就是发展问题。发展安全是这一时期中国安全哲学的核心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时期的发展问题就是生存问题。中国西域是中国整个发展的托底和大后方,但“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侵略我们都是从海上来的,不要忘记这一历史教训。”今天以台海统一为总牵引的东海安全已成为中国发展必须突破的瓶颈所在,这使东海再次成为中国安全问题的主要矛盾。我们只有认识和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才能全盘统筹,确保中国未来发展在根本问题不出现“颠覆性”的错误,为中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稳定的国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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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说明,本文主要内容刊发于《世界政治与经济》。在本文在第四部分提出中国近似“大满贯”式的海外贸易赢利已近极限,在特朗普上台后引发并在西方世界范围开始涌动经济民族主义的今天,需要特别的注意。】

一、概念及其界定

“西域”是中国史籍使用的一个地理概念,泛指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广大地区。尽管各史所记“西域”的范围大小不一,其核心部分均为包括中国新疆在内的中亚地区。新疆是中国西向开放及陆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出口,因此,本文所说的“西域安全”就是与丝绸之路相关的中国西北地区,具体说就是甘肃、新疆的安全及其影响中国西陲的安全因素。

中国历史上的对外开放和交流分西东两部分,“丝绸之路”可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汉唐时期,中国对外开放主要以西部的陆上丝绸之路为主要出口。当时以长安为起点,经河西走廊至敦煌、哈密沿天山分叉为北南两路进入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所说的世界地缘政治的“中枢地带”即欧亚大陆结合部的中亚地区,沿黑海北南两岸进入欧洲。唐之后,中国对外开放的主要线路由西折东,改为以洛阳继而北京为起点,北出山海关入朝鲜半岛,南下天津、连云港、上海等口岸进入东南亚。地缘政治理论先驱学者哈·麦金德说:“西藏及其附属的喜马拉雅山、帕米尔高原、喀拉昆仑山、兴都库什山、天山——总称之为西藏高原——在高度和面积上,或可用一个字来概括:大;其大是举世无匹的。将来撒哈拉会每天有人以近代交通工具东横西渡,而这世界的屋脊西藏,仍然使人绕道两侧而行,把进入中国和印度的通道远远隔离;这两国的西北边界,也因此而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本文重点分析陆上丝绸之路对中国西域安全的影响。

二、中国西域地缘政治特点及其稳定的关节点

在海路尚未开通之前,对中国安全影响最大的是西线丝绸之路,出河西走廊以后,进入中亚的线路依天山分为北疆和南疆两线:北路西端有阿拉山口和伊犁河道等,在南路西端则有别迭里山口、乌孜别里山口、瓦罕走廊及和喀喇昆仑山口等。经过这些通道,便产生了中国与中亚、南亚、小亚细亚、乃至欧洲的交流。

以天山为中线,有几条南来北往通道,由东至西,有哈密至巴里坤湖、库尔勒到乌鲁木齐和库车至独子山这三条线路。其中最重要的是中段的库尔勒到乌鲁木齐线路。控制这条通道,也就基本隔断了南北疆的串通。当年左宗棠就是先收复乌鲁木齐,由此截断阿古柏军北窜的通道后,才全收南疆的。

西线的北南两疆的线路因其地形和位势不同,其对中国安全产生的影响也不尽相同。位于北疆的丝绸之路地势东高西低,西进困难而东出容易。阿拉山口和伊犁河道是其西出的重要通道。从这里出去就是一马平川的西西伯利亚继而东欧大平原,它是中国古代游牧势力(比如公元5世纪和13世纪的匈奴人和蒙古人)进入中亚和欧洲的最方便因而是主要的通道。1931年,时任日本陆军步兵大佐、后任陆军大臣的板垣征四郎(Seisirou Itagaki)考察后认为:“伊犁河流域这块地方在战略上极为重要,因为这就是早期俄国多次入侵军队所必经的‘各民族的大门’”;“从古以来,伊犁地方当西方交通之要冲,阿拉伯和印度等文明都是从这里进入中国的。”

丝绸之路的南疆线路沿塔里木盆地北南两线分为北道和南道,以帕米尔高原为西界,其地势西高东低,从西入疆容易而从东出疆却十分困难——此与北疆线路正好相反。当年张骞一行就是从沿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的“北道”,过库车、疏勒(今新疆喀什)等地,翻越葱岭,至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今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内),后顺东帕米尔南下,经大月氏(阿姆河北岸)至大夏的蓝氏城(阿富汗喀布尔西北的瓦齐拉巴德)。继而东折重越葱岭,沿塔里木盆地的南道,从莎车(今属喀什地区),经于阗(今和田)、鄯善(今若羌),经河西走廊最终返回长安。平洋战争期间任罗斯福总统并兼任蒋介石政府政治顾问的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对北南两疆路线比较后认为

【北路绿洲的结构和南路一样,所不同的是北路绿洲对草原是开放的,草原征服者可以沿着北路绿洲移动,其历史因此比塔克拉玛干绿洲要多灾多难。大量的人口更换时有发生,绿洲中畜牧和农耕也交替发展。和这种情况相反的南路绿洲则各自形成一个“口袋”,其农耕与人口都相当稳定。在中国强盛的时候,汉族的统治从一个绿洲发展到另一个。而在草原民族强盛时,他们可以席卷北路的绿洲,却只能越过山来一个一个地攻击南路的绿洲。】

帕米尔高原由几组山脉和山脉之间宽阔的谷地和盆地构成,分东、中、西三部分,东帕米尔是帕米尔高原海拔最高的部分,地形较开阔坦荡。沿中国西陲南下的别迭里山口、乌孜别里山口、瓦罕走廊及喀喇昆仑山口等都是由南疆线进入东帕米尔的重要出口。

帕米尔高原是东西之间来往交流的必经之路。南疆北南两道汇合至喀什地区后进入帕米尔高原,沿“葱岭古道”直达位于塔什库尔干的石头城。从那里起,又分南北两道,一线西向经伊朗、叙利亚到土耳其至欧洲,另一线南下至印度次大陆北部。这样,塔什库尔干——它西北与塔吉克斯坦、西南与阿富汗接壤,南与巴基斯坦相连,东与叶城和莎车、北面与阿克陶县相连——就成了南疆线进入中亚的关键通道,而位于新疆西南的喀什地区则是扼住由南疆西北进入费尔干纳盆地、西南进入塔什库尔干、继而瓦罕走廊的咽喉地带,其东北方向的阿克苏则是控制整个南疆的战略枢纽。拉铁摩尔说:“这条路的重要性是可以使商队从近东直达中国,从一个绿洲到另一个绿洲,不经过草原,也就不受草原民族的要挟和干挠。”法国学者鲁保罗认为:“疏勒是亚洲贸易最重要的战略点之一,也是印度之路的目的地。”

与中国境内塔什库尔干接壤的阿富汗地处帕米尔高原和伊朗高原间的高原宽谷地区,是影响中国西陲稳定的关键邻国;瓦罕走廊是沟通中国和中亚国家交流的要路。瓦罕走廊位于阿富汗东北部,东西走向,北依帕米尔高原南缘(与塔吉克斯坦相邻),南傍兴都库什山脉最险峻高耸的东段(与巴基斯坦及巴控克什米尔相接),西起阿姆河上游的喷赤河及其支流帕米尔河,东接中国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整个走廊东西长约300公里,南北最窄处仅15公里,最宽处约75公里。中阿两国在狭长的瓦罕走廊东端相毗邻,边界线只有92公里。海拔4 923米,由于属于高寒山区,一年之中有数月大雪封关。其道路艰险程度,可从2009年在那里采访的记者报道中看出:

【瓦罕走廊在中国境内的长度不到100公里,约占走廊全长的1/4,每年从10月下旬到第二年6月左右,是瓦罕走廊的冬天,大雪封山,像这样的断路处隔不了几公里就会遇上。 如果必须执行任务,唯一的选择就是骑马或者骑驴往上走,巡逻一趟,从派出所到边界线附近的各个要点,一般来说路程在七八十公里左右,三四个人一组,来回要三五天时间,即使是在冬天,每月也要巡逻三到四次。事实上,也只有在每年的6月底到10月这么短短的3个月时间里,越野性能良好的车辆才能勉强开到瓦罕走廊距中阿、中巴边界六七公里的中方一侧。中国和阿富汗交界处几乎都在海拔5000米上下,是世界上最高的边界线之一,中阿边界上每个出入境山口的路都非常难走,每个通道也都有解放军的边防部队日夜把守着,而且即便能从哪个山口偷偷入境,最后还是只能归到一条路上,靠巡逻和哨卡完全可以堵截得住。】

沿丝绸之路的南疆线西进入帕米尔高原,经兴都库什山经伊朗高原直至叙利亚。法国学者鲁保罗认为:“那些不想经北部绕过里海的行人,则必须穿越伊朗这一富饶、人口稠密、接近肥沃的新月形地区,这一切都使这条道路变得非常繁忙。如果政治事件有时会使这条道路封闭,那么它也必然会重新开放。”与北疆线正好相反,南疆线西高险而东低缓的地形使其在历史中多是进入中亚的西方力量——比如古代的亚历山大、罗马、十字军,近代拿破仑法国、英国,甚至还有今天的美国——影响中国的传统通道。据说,中国甘肃现在还有罗马人后裔保存下来的“罗马村”。这一条线路上的伊拉克、伊朗、阿富汗都是西方人切入和控制南线丝绸之路的关键地带,而目前发生在叙利亚的冲突则是当年古罗马(今是北约)东进并因此与安息帝国(今是伊朗等)发生的战争的重演。从这个视角看,唇亡齿寒,伊朗高原乃至帕米尔高原一带自古迄今抵抗西方的斗争对于中国西陲安全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

丝绸之路的北疆线东高西低、较南疆相对平缓开阔,有利于军事作战力量的大规模部署和机动,这使得它成了纵横于蒙古高原的东方游牧民族比如匈奴人和蒙古人大规模西进的线路,当然也是历代中原王朝治疆政策较容易推行的线路——正因此,仅北疆的汉族人口就占全疆同族总人口的73.29%,而南疆的汉族人口只占26.71%。俄国近代崛起并东扩后,蒙古高原的西进势力和中亚伊斯兰势力在俄国的挤压下日渐式微,东北大平原上女真势力被迫聚合南下。中国西北安全由汉时的匈奴问题、唐时的伊斯兰问题,至17~18世纪时已大规模地转变为俄罗斯问题。哈·麦金德说:“现代俄国取代了蒙古帝国。”

正因其地缘政治位势的关联性,中国西域的稳定既关联中原,又关联中亚乃至欧洲。民国时期的著名历史学家朱希祖指出:

【西域一地,在吾国常人视之,以为边疆,无足轻重;而以亚洲全局观之,实为中枢。蒙古统一亚洲,先经营西域,迨二区在握,而后西征弗庭,前后左右,鞭笞裕如,其明证也。故欲统一亚洲者,蒙古西域,首为兵事必争之地,欧亚强国,苟欲争霸亚洲,此二处必为最要之战场;然蒙古不过为甲乙二国最初决定胜负之区,而欲控制全亚,与其他各国用兵,必以西域为最要地矣。吾国新疆为西域最要区域,吾国得之,足以保障中原,控制蒙古;俄国得之,可以东取中国,南略印度;英国得之,可以囊括中亚细亚,纵断西伯利亚,故在昔英俄二国,已各视此为禁脔。】

左宗棠则从国家统一的视角指出新疆的重要性,他在《遵旨统筹全局折》中指出:

【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保。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而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也。】

沙俄和苏联时期,中亚受俄罗斯人控制并成为俄罗斯人进入印度洋的战略通道,陆上丝绸之路也因此受阻。苏联解体后,中亚诸国与俄罗斯和中国共同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 (SCO),这条通道对中国再次开放。2011年,起始于中国重庆经新疆出阿拉山口至德国杜伊斯堡的渝新欧国际大通道全程开通,全程经过6个国家,运行里程达10 300公里。运行时间约13天,比原运行最多时间39天减少2/3。渝新欧线路的贯通反映了中国西北地缘政治环境有了向汉唐形势回归的趋势。

但这种回归带来的不仅是汉唐机遇,更是汉唐必须独立应对的安全压力。罗马力量尚未东扩时,中国汉朝必须独立应对近乎覆盖整个蒙古高原的匈奴等部落群的安全压力;两汉倾其国力将匈奴赶上西迁之路,由此造成西罗马帝国的解体及欧洲力量从中东退缩。欧洲退出造成伊斯兰力量在中东的兴起和扩张。这又迫使唐王朝必须独立应对大食帝国东扩的压力。现在回头来看,唐帝国将直接控制的西陲边界西推至帕米尔高原西麓即今塔什干(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一线,实在不是值得羡慕的荣耀而是超出国力极限的无奈之举。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战略力量从中亚收缩及近期美军从阿富汗完成撤军留出的战略真空,将使伊斯兰国家及在抗美入侵中新崛起的政治力量自唐王朝之后再次在中亚集结,8世纪出现在中国西陲的“黑衣大食”形势再次东向中国近逼。

三、喀什—兰州:稳定西北的战略线

(一)历史经验

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经验表明,东帕米尔高原是影响中国西陲安全的战略制高点——唐朝高仙芝就是通过率先控制这个制高点,才成功反制了大食的东扩并由此使大唐西陲获得近一个世纪的相对稳定,这从西北方向大大减轻了安史之乱期间国家遭到的破坏。从唐之后的历史经验看,如果不能控制帕米尔高原,那么扼住中国境内的喀什地区,也就扼住了中国西域反分裂斗争成败的关键地带。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中的“喀什”更多的是地缘政治而非纯地理的概念。它包括以下三部分内容:(1)喀什地区;(2)以喀什为龙头,以和田、阿克苏两区为侧应的西南疆地区;(3)以喀什为龙头的丝绸之路南疆线。在此概念的基础上,下列历史经验值得研究。

1.班超出使西域平乱

公元16年(天凤三年),王莽派往西域的都护戍已校尉郭钦、都护李崇、五威将王骏、所率平叛军队为焉耆(今新疆焉耆)、姑墨(今新疆温宿、阿克苏一带)等国叛军击败,西域诸国由此完全断绝了与中原政权的联系,公开与新莽王朝分裂的匈奴单于便趁机在西域扩充势力。

东汉初,收复西域问题再次提上议程。公元73年(汉明帝永平十六年)班超等人从玉门向西域进发,于当年收复于阗(今新疆和田),次年春平定疏勒国(今新疆喀什市)。公元75年(汉明帝永平十八年),汉明帝去世。焉耆国乘汉王朝大丧之机,围攻西域都护,班超孤立无援,而龟兹、姑墨等国也屡屡发兵,进攻疏勒。班超在盘橐与疏勒互为犄角,首尾呼应,坚守了一年多。公元78年(汉章帝建初三年),班超率疏勒等国士兵一万多人,攻占姑墨,孤立了龟兹。公元89年(汉和帝永元元年),班超调发于阗等国士兵二万多人,从位于喀什与和田之间的莎车(今属喀什地区)突破,迫使莎车国投降,由此打通疏勒至于阗一线并使之形成合力,这对位于东北方向的姑墨、龟兹等国形成巨大的威慑,龟兹王因此远遁。公元90年(汉和帝永元二年)夏,大月氏出兵7万,东越葱岭,从背面攻打班超。班超坚守,大月氏进退无据,遣使向班超请罪,遂与汉朝和好。班超由此威震西域。公元91年(汉和帝永元三年),龟兹、姑墨、温宿等国皆降。朝廷任命班超为都护。公元94年(汉和帝永元六年)秋,班超调发龟兹、鄯善等8国的部队7万人进攻焉耆、危须(位今焉耆回族自治县东北)、尉犁(今新疆巴州尉犁县)。至公元94年,三地归附。此后西域五十多个国家纷纷归附了东汉王朝。

2.高仙芝平息小勃律反叛和抗击大食东扩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欧洲大陆陷入内乱,其战略边界大幅向西退缩。中东地区由此出现巨大的战略真空地带,这为伊斯兰运动于公元7世纪上半叶在阿拉伯半岛兴起并迅速向四周扩张提供了有利条件。至公元750年,阿拉伯帝国的边界已与中国西陲接壤并严重影响中国西陲安全。

位于今克什米尔西北部的唐属国小勃律,都城孽多城(今吉尔吉特),此地亦是吐蕃通往安西四镇的交通要道。公元8世纪40年代初,吐蕃赞普把公主嫁给小勃律王苏失利之为妻,小勃律遂归附于吐蕃,吐蕃进而控制了西北各国,并迫使其中断对唐朝的朝贡。唐几任安西节度使均派兵讨伐,因地势险要,加之吐蕃进行援助,皆无功而返。

公元747年(唐天宝六年)春,唐玄宗下制,以安西副都护、都知兵马使、四镇节度副使高仙芝为行营节度使,率万人部队由安西西征。一路经艰苦的长途行军,沿南疆路线经拨换城(今新疆阿克苏)、握瑟德(今新疆巴楚)、疏勒(今新疆喀什),随后挥师南下西入葱岭,从瓦罕走廊突破,抄小勃律后路,一举平息了小勃律的分裂活动。由此,“拂菻、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慑降附”。随后高仙芝又一路北上,将伊斯兰阿拔斯王朝(即黑衣大食)东进扩张势力抵挡在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南部塔拉兹附近)即东经68?一线。此后“唐朝的影响主要限于锡尔河以北的地区,而大食帝国也没有乘胜东进。”

3.噶尔丹叛乱

1670年(清康熙九年),噶尔丹兄长僧格在准噶尔贵族内讧中被杀;次年,噶尔丹自西藏返回,击败政敌。1677年(康熙十六年),噶尔丹俘获其叔父楚琥布乌巴什,次年击败和硕特部首领鄂齐尔图汗,遂统一漠西蒙古各部。1679年(康熙十八年),达赖喇嘛赠噶尔丹博硕克图汗称号并授意他先就近建立根据地,然后向远扩张的“近攻计”。据清代地缘政治学者梁份(1641~1729年)书载:

【是时诸夏有滇、黔变,秦、蜀间蜂起,嘎尔旦(噶尔丹——笔者注)谋所向。达赖喇嘛使高僧语之曰:“非时!非时!不可为。”嘎尔旦乃止,其谋臣曰:“立国有根本,攻取有先后,不可紊也。李克用之先世,发迹金山,根本不立,遂不能成大事。我太祖(指元太祖铁木真成吉思汗——笔者注)初兴,灭国四十,奄有四方,然后促夏执金,混一称尊。”嘎尔旦善其言,乃为近攻计。】

达赖派的“高僧”以发迹于新疆东北大漠的李克用霸业失败为教训告诉噶尔丹:北疆不是成事之地,而“为近攻”即在南疆建立根据地,有了这个“立国之根本”后再向四周扩张,才是“奄有四方”的上策。

从后来噶尔丹的用兵路线看,以喀什为重心的南疆地区成了他“为近攻”的首选。1680年(清康熙十九年)噶尔丹应达赖喇嘛之请,派兵帮助天山南路伊斯兰教“白山派”首领阿帕克和卓与“黑山派”争斗,乘机夺占南疆地区。噶尔丹率兵经阿克苏、乌什等地进攻并夺下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和叶尔羌(今莎车一带)。控制南疆地区后,噶尔丹遂将兵锋转向漠北。1688年(清康熙二十七年),噶尔丹进攻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继而进军内蒙古乌朱穆秦地区,威逼北京。康熙帝三次亲征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乌兰布通之战,噶尔丹败退至科布多。1696年(清康熙三十五年)昭莫多(今内蒙古肯特山南)之战,噶尔丹主力军被清军击溃,部众叛离。1697年(清康熙三十六年)春,噶尔丹死于科布多。

4.张格尔叛乱

19世纪初,喀什成了张格尔叛乱的集中爆发地。张格尔在浩罕国支持下,潜入南疆发动叛乱。叛乱从1820年(清嘉庆二十五年)始至1828年(清道光八年)结束,前后为祸南疆近十年,1826年(清道光六年)祸乱规模达到巅峰。是年张格尔率五百余人,窜回喀什噶尔(今喀什)地区,利用南疆的反清情绪及其宗教影响,集众万余人发动叛乱。先后攻占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今英吉沙)、叶尔羌(今莎车)、和阗等城,自称赛义德·张格尔苏丹。清政府命伊犁将军长龄调集吉林、黑龙江、陕西、甘肃、四川清军万余人,会师于阿克苏,组织全面进攻,相继收复喀什噶尔等城。1828年年初,张格尔被清军擒获,解至北京处死,叛乱平定。但由于地形复杂,平叛的代价是巨大的,清政府“是役用兵三万六千,用帑银一千余万两”,其用最费在喀什。

5.阿古柏叛乱

鸦片战争后,清祚日衰。同治年间,新疆出现大规模反清运动。1864年在库车、和阗、喀什、吐鲁番等地先后出现数个割据政权。占据喀什旧城的柯尔克孜伯克司迪克自立为“帕夏”,为了树立威信,决定去浩罕城迎回大和卓曾孙,号称“圣裔”的张格尔之子布素鲁克,立其为傀儡。1865年春,浩罕摄政王阿力木库尔汗派阿古柏率骑兵护送布素鲁克去喀什并在喀什组织叛乱,将司迪克逐出新疆。1867年,阿古柏自称“洪福之王”,在南疆建立了包括喀什、英吉沙、叶尔羌、和阗、阿克苏、库车、乌什七城的“哲德沙尔国”。1870年,阿古柏占领吐鲁番和乌鲁木齐,势力扩展到北疆。为了得到外国势力的援助,阿古柏与俄国和英国分别于1872年、1874年签订了非法的《俄阿条约》和《英阿条约》。阿古柏出卖中国主权利益并由此得到大批英国先进装备后,势力迅速扩展至整个新疆,为祸新疆十余年。1876年秋,左宗棠就是先收复乌鲁木齐,由此截断阿古柏军北窜的通道。次年1877年4月,左宗棠率军自乌鲁木齐南下攻达坂并直捣托克逊,占领吐鲁番。至此,南疆门户洞开。10月,左宗棠又挥师东进两千余里,先收复南疆东四城:焉耆、库车、阿克苏、乌什;接着收复西四城:喀什、英吉沙、叶尔羌与和阗。阿古柏败亡,其长子胡里与白彦虎逃往俄国。同年,俄国吞并浩罕。此后,俄英两国为在新疆地区发展各自的势力,争夺新疆,先后在新疆开设总领事馆,地点就选设在阿古柏叛乱的大本营——喀什。

综上时跨近两千年中在新疆发生的分裂与反分裂较量的著名事件,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其形式不同,然其成也喀什、其败也喀什的特点却惊人地相似。曾问吾在《中国经营西域史》一书中道破天机:

我国无帕米尔,则无疏勒(今喀什);无疏勒,则无新疆;牵一发足以动全身,足见其地关系边防之重大!

(二)喀什:影响中国西域安全的关键地区

但是,帕米尔高原在中国历代治疆实践中总体上说还是国力不逮的地域。与当年苏联在阿富汗失败的原因一样,其难不在远而在险。唐僧玄奘西行至阿克苏地区就有了“经途险阻,寒风惨烈。多暴龙难,陵犯行人。由北路者,不得赭衣持瓠,大声叫唤,微有违犯,灾祸目睹。暴风奋发,飞沙雨石,遇者丧没,难以全生”的记载。时隔一千多年后的今天,即使掌握军事高科技的美军在阿富汗山地也有“十辆坦克也比不上一头驴”的感叹。如从实战的视角观察,西南疆路途的艰险程度可能与阿富汗比好不了多少。路途之险,再加上喀什西接帕米尔高原、东通河西的地理位置使其在南疆安全中居于极为关键的地位。

历代治疆经验表明:治疆之要在南疆——为此唐朝治疆以安西都护府为重点,南疆之要在喀什——为此唐朝以疏勒(喀什)为龙头专设“安西四镇”。疏勒地处欧亚大陆中部,是“丝绸之路”上的商埠重镇和进入中亚的重要交通枢纽。西汉时,疏勒国“西当大月氏、大宛、康居之道”,与今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接壤。由此越上帕米尔高原转西便进入伊朗高原,继而进入叙利亚并直抵欧洲。与东高西低且可直入西西伯利亚大平原的北疆路线相比,以喀什为枢纽的西南疆线更加崎岖曲折,西高东低,地高天寒,不利于大部队机动,这一地理特点使喀什地区势力比南疆其他地区更容易得到境外资助并因此坐大。凡能坐大,必有外援;凡有外援,必有通道。与南疆其他地区比较,喀什最符合这一条件。鉴于此,唐高仙芝在平息小勃律分裂叛乱后,并没有回撤而是继续西进至帕米尔高原西麓,彻底截断了境外势力对中国西域反叛势力进行资助和渗透的通道。18世纪清朝解决准噶尔叛乱后实现了对新疆的行政管理。但当时在南疆地区,“整个统治者与属臣的问题却没有完全安排妥当,因为清朝没有继续征服西土耳其斯坦的绿洲。在西部绿洲独立的和卓部不时企图在新疆,特别是在喀什,重建他们的势力。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喀什的哈萨拉阿帕的家庙是一个重要的布施收入来源。”

如前所述,帕米尔高原是影响中国西陲安全的战略制高点。唐朝高仙芝的成功说明,控制帕米尔这个制高点是控制中国西陲甚至是控制整个中亚的关键环节。明乎此,也就明白了阿富汗在历史上何以成为英、俄、美等世界霸权国家的必争之地。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从另一方面看,控制帕米尔高原,对唐王朝而言,已是超出其国力因而是不得已的做法。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Rene Grousset)在肯定高仙芝靖边行动的成绩的同时也婉转地指出这一“短板”。他在《草原帝国》一书中说:

【高仙芝对帕米尔以西的两次战役,标志着唐朝中国在中亚的扩张达到了顶点。此时,中国已经成为塔里木地区、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地区的占有人和塔什干的宗主,它控制了帕米尔山谷地区,成了吐火罗地区,喀布尔和克什米尔的保护者。高仙芝在库车驻地上,其行为俨然是中国在中亚的总督。然而突然间,一切都崩溃了。同样是由于这位将中国的胳膊伸到如此遥远地区的高仙芝的作用。】

这段评价有正反两重含义:其一是肯定唐朝西陲靖边政策因其控制了影响中国西陲安全的关键地带帕米尔高原,在逻辑上说是成功的;其二是批评唐朝合乎逻辑的西扩范围却超出国力可支持的极限,因而是力所不及的。公元741年(唐开元二十九年)的西界与西汉时大体重合,约在东经68°。但在公元741年至公元820年(唐元和十五年)间,中国西陲边界却迅速东退至约东经72°;至明、清,中原王朝可以直接控制的西陲边界大体维持在这条经线左右;民国时,中国西陲边界进一步东退,但收缩幅度在1°~2°之间。这说明勒内·格鲁塞的判断是符合事实的。这个判断对今天中国制定西域政策是有益的,即我们在赞美唐帝国治边武功的同时,也要看到它事实上为自己加上了力所不及的负担——正如俄罗斯将东境扩张至阿拉斯加的结果也给自己加上了力所不及的负担而不得不最终放弃一样

事实上,控制帕米尔高原,不仅对中国,甚至对近代英国和当代苏联遑论美国,都只是符合纸面逻辑推理却不符合实践经验的力所不及的目标。总结这些帝国陷在此地均不能自拔并由此拖垮国力的教训,笔者认为,汉唐时西扩涵盖帕米尔高原的边界不应是今天——特别是在台海两岸尚未统一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追求的范本。对于当代中国的靖边政策而言,退而求其次的可行方案就是牢牢控制位于中国境内的喀什。扼住喀什及以此为龙头的南疆线也就扼住了中国西域反分裂斗争成败的关键。

(三)从20世纪末开始,新疆恐怖分裂活动再次向喀什一线集结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疆要深思。总结历史大势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今天。值得警惕的是,20世纪90年代始,中国境内的恐怖分裂活动出现加速向喀什一线集结的趋势。这说明在包括日本右翼在内的国际反华势力的资助下,新疆恐怖分离主义活动有了向喀什一线汇集的趋势,它们试图从南疆东帕米尔地区突破,既打通联系中亚的外援通道,又方便与“藏独”分子在此联手,以达到祸乱和分裂中国西域的目的。如果了解上述喀什地区的地缘政治意义,我们就会明白下列事件,特别是2013年事件所发生的地点在喀什高度趋同的现象显然不是巧合:

上表事件排列所展现出的路线图表明,从1990年4月5日发生在西南疆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陶县的带有明确分裂国家政治图谋的“巴仁乡暴乱”起,经二十多年的四处作乱,到2013年新疆分裂主义活动迅速再向南疆尤其是喀什一带集结;今天新疆分裂活动的特征与19世纪噶尔丹、张格尔、阿古柏为祸路线正在重合;如果联系到2013年10月28日发生在中国首都北京市中心的那起有预谋的驾车冲撞事件和2014年3月1日发生在云南昆明火车站的特大暴恐事件,我们就会意识到当前日益向南疆喀什一线汇集的地区分裂主义事件已不是互不联系的偶发事件,而是“经过严密策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暴力恐怖袭击案件”;若再将这二十多年的分裂恐怖案件串联起来,就不难看出其中已有鲜明且在历史上被新疆恐怖分裂势力规律性地多次重复过的地缘战略取向。

这里需要再次说明的是,本文所说的喀什地区,并不仅指喀什,而是指以喀什为重心的南疆地缘政治构架。从东汉班超收复西域、唐朝粉碎小勃律分裂活动、清政府平息噶尔丹、张格尔和阿古柏分裂叛乱等的行动路线可以看出,如果没有东北的阿克苏和东南的和田两区与喀什形成的犄角呼应,仅靠喀什一域并不足以在南疆成势。中国历代反分裂斗争经验同样表明,扼住阿克苏与和田,若不西出,喀什也就成了进退失据的绝地。明乎此,我们就理解了唐朝治疆以南疆为重,治南疆以“安西四镇”为核心环节,四镇以疏勒(喀什)为龙头,西陲靖边又以控制帕米尔高原为要义的政策设计的深层考虑。

明乎上述历代治疆的思路,我们再读毛泽东“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的诗句就会有更深的理解。诗选于阗不仅是押韵的需要,也不仅用它代表新疆,它更是对“治疆之要在南疆”的地缘政治的透彻把握。对“无疏勒,则无新疆;牵一发足以动全身”的治疆规律了然于胸的毛泽东听到乐队中美妙的南疆旋律时——如果再考虑到美军已在东面朝鲜半岛登陆,蒋介石在东南方向屡屡窜犯、抗美援朝在即的紧迫形势,其“诗人兴会更无前”的心境就不难理解了

(四)兰州:西域咽喉在此间

“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治疆同理。前面已分析喀什在治疆中所具有的关键意义,但若进一步深究,我们又会发现,如果不能像高仙芝那样西控帕米尔高原,那么,东控喀什至兰州一线尤其是其间的河西走廊,对整个新疆稳定则具有全局意义。诚如朱希祖在为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一书写的序言中说:

【盖汉弱匈奴,唐灭突厥,必先征定西域,巩固河湟;宋明失西域,则侵陵于辽金,灭亡于蒙满;若夫南宋南明,皆退婴南服,终至退无可退。】

沿着天山南北的两条丝绸之路向东经哈密、敦煌,最终合汇于河西走廊,这使河西走廊成为中原与西域经济政治联系的咽喉要地。西汉初张骞第二次出塞的成功是由于霍去病实现了对河西走廊的牢牢控制。这说明,中原对新疆失控往往从“陇右”开始,而从长安进入陇右的第一入口便是兰州。

唐安史之乱后,安西、北庭以及河西、陇右驻军大部内调,吐蕃乘虚占领陇右、河西诸州,安西四镇与朝廷的通道中断。尽管安西四镇仍有守军,但不久便被吐蕃相继攻陷。公元9世纪中叶,回鹘占据新疆天山南北,致使唐“缘边羁縻府州已大量撤废或内迁”。1877年(清光绪三年),左宗棠消灭阿古柏、收复喀什噶尔,这也是与此前成功平息陕甘回变并于1871年(清同治十年)进驻并控制甘肃的自然结果。

20世纪40年代,民国政府从军阀盛世才手中收复新疆更是先从控制河西开始的。1941 年年初,盛世才为了换得苏联支持,再次“向苏联提议:新疆脱离中国,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并加盟苏联”。这引起了正在全力“剿共”并对河西走廊尚无控制力的蒋介石的警觉。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为蒋介石收复新疆提供了机会。蒋介石先授权时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吴忠信劝服马步芳让政府军驻防河西走廊并于次年春派嫡系胡宗南部队进驻河西一带,由此控制了从内地通往新疆的关键通道。1944年苏德战场形势逆转,苏军在东线战场上节节胜利,这促使蒋介石下决心彻底解决盛世才在新疆的独立王国。1944年春,蒋介石命第二十九集团军进驻新疆。盛世才知道大势已去,不得不向中央政府交出新疆。

如果说山海关是北京在东北方向最后的屏障,那么兰州则是长安在西北方向的最后屏障。河西之要在兰州。兰州位于祁连山东端,黄河穿城而过,蜿蜒百余里。清代著名学者张澍用 “倚岩百丈侍雄关,西域咽喉在此间”的诗句形容兰州的战略地位。至于河西,明末清初地缘政治学者顾祖禹总结得更为经典:“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汉人系此,羌戎宾至如归服者二百余年。”

欧亚大陆分区并存有欧洲、中亚和中国三种战略力量;但历史表明,在欧亚大陆的主要区位即北纬30°至60°之间可容纳战略力量只有2.5个;也就是说,在三种战略力量之间,必然有一个生存空间要受到其他两个的严重挤压并因此出现破碎地带。比如上古时代在欧亚大陆分区并存的是欧洲罗马帝国、中亚诸帝国和中华帝国。此间欧洲罗马帝国和中华秦汉帝国强大,中亚地区力量受到挤压并分出安息、贵霜诸帝国。此时欧洲、中亚和中国之间的力量比为1:0.5:1。罗马帝国解体后欧洲中世纪陷入碎片化时代,这为中亚阿拉伯帝国继而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和大面积扩张腾出空间。此时中华帝国保存完好并转入隋、唐、宋、元、明的持续统一朝代。此时欧洲、中亚和中国之间的力量比就转为0.5:1:1。进入工业革命后,欧洲又开始复兴和强大,中亚伊斯兰力量在欧洲、中国尤其俄罗斯的挤压下日渐式微,此时的欧洲、中亚和中国之间的力量比又恢复到1:0.5:1。俄罗斯在北方崛起并南向强力插入中亚地区,取代了原来夹在欧洲和中国之间的伊斯兰力量及其比例。此后原来的欧洲、中亚伊斯兰和中国的三种战略力量并存的格局就为欧洲、俄罗斯、和中国(1:0.5:1)并存的格局所取代。近代历史经验表明,在欧洲、俄罗斯、中国三者中很少有一支力量单独扩充到1.5的水平,即使有,比如唐帝国、蒙古帝国都勉强接近这个水平,英国、沙俄、苏联也都曾入侵阿富汗试图填充中亚,其结果也都是短命和失败的;不管是欧洲还是中国,其中若有任何一方衰落——比如19世纪末的清王朝的衰落和20世纪上半叶欧洲的衰落及20世纪末的苏联解体——并由此造成的战略力量的收缩,都会引发中亚战略力量(主要是伊斯兰力量)在欧亚结合部即中亚地区的崛起和扩张。无疑,这样的变局一旦出现,它对中国西陲安全造成的压力将是全方位的。

中国平息由此引发的西域动乱的着力点多集中于帕米尔-喀什-兰州一线。

“兵强”与“马壮”在中国古代是不可分割的一对概念,这是因为马匹是古代战争最基本的运输工具。《新唐书·兵志》说:“马者,兵之用也。”故此养马即“马政”与今的国防重工业一样,在历代王朝中是一种高度政治化的行业。汉代边郡六牧师苑令所领36所马场,多集中在天水、陇西、安定、北地、西河、上郡等地,供军马之用。唐代专设“牧监”一职。唐乾元后,“置四十八监也,据陇西、金城(今兰州)平凉、天水,员广千里,繇京度陇,置八坊为会计都领,其间善水草腴田皆隶之。”

近代以降,国防动力系统改为机械力。为了西域的稳定,兰州一直都被列入装备制造业的重要基地。1873年,陕甘总督左宗棠曾设立兰州制造局,这对稳定甘肃及随后进军新疆顺利消灭为祸十年之久的阿古柏分裂主义伪政权,都提供了重要的装备支持。1880年左宗棠再设兰州机器织呢局。新中国在“一五”规划中就将兰州列入布局重镇,建国之初奠定国家新工业基础的156个重点项目中就有12个定址在兰州。

近年来,新疆经济文化获得大发展,但与此同时,当地分裂主义势力也在国际反华势力的怂恿和支持下死灰复燃。这警示我们莫忘历史经验,在注重打造兰州的生态“环境友好型城市”的同时,切莫忽视兰州在整个大西北安全稳定中所担负的战略保障功能;在注重将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循环经济引入兰州的同时,不仅不能削弱反而要强化兰州在“三线建设”期间已形成的近可确保西北稳定、远可稳送物流西出的装备生产能力。1964年中国面对美苏南北两面同时出现的压力,毛泽东对三线建设有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感。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泽东说:“第一线是沿海,包钢到兰州这一条线是第二线,西南是第三线。攀枝花铁矿下决心要搞,把我们的薪水都拿去搞。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是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要有个地方。”7月15日,毛泽东对周恩来、彭真、贺龙、罗瑞卿等说:“我看主要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战略问题,敌人从哪里来。第二个战略问题,就是要搞地方武装,有些省要搞一个兵工厂。攀枝花、酒泉两个钢铁基地,没有落实。这两个基地一定要落实。”1965年6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听取工作汇报时说:“三线建设问题,是我讲迟了,早讲几年就好了,现在后悔无及。”

国临外患,先备好钢;有了钢铁,才有装备。就目前的中亚形势看,强化兰州在“三线建设”时形成的装备制造能力,殊为迫切。

四、判断和预警

进入21世纪后,在中国至欧洲的陆上丝绸之路开通并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中国西陲的安全压力也将同比增大。

(一)中亚出现的战略真空将加大中国西陲的安全压力

美国衰落与北极解冻,是21世纪出现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地缘政治变动。

美国在中亚撤军将造成中亚出现巨大而其他国家(比如中国、俄罗斯)或地区(比如欧盟)又无力迅速单独填补的战略真空,其结果必然是本土伊斯兰力量的崛起。与曾为中国安全提供绝对保障的东海在被拥有蒸汽动力和远航技术的西方人征服后所引起的中国安全“后院起火”并迫使中国国防资源向东海倾斜、中国海军由此出现的情形非常相似,北极解冻将破天荒地改变俄罗斯原有的无北顾之忧的国防结构并迫使俄罗斯国防资源向北线倾斜。

鉴于俄罗斯人口增长缓慢以及北方边境过于漫长,北线新产生的安全压力对未来的俄罗斯来说是难以承受的。这将加大俄罗斯对中国的战略合作需求,并迫使俄罗斯减少在中亚的存在;与此相应,中亚地区恐怖主义或各种宗教原教旨主义为争夺中亚战略真空对中国西陲造成的安全压力和危险必将同比增大。这也要求中国在中亚地区加强与俄罗斯的战略合作。

鉴于汉唐的经验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穷于应付暴恐活动的教训,美国从中亚撤军后,没有俄罗斯和中国间的相互合作,中国和俄罗斯都不可能单独长期应付在中亚新崛起的战略力量及由此带来的冲击。因此,在美国战略东移,中国东面、俄罗斯西面和北面的安全压力日增的当下及今后相当的时期内,中亚是中俄两国必须背靠背地紧紧依靠的地方。

(二)日本诱导中国西进中亚以离间中俄关系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19世纪下半叶,如果没有沙俄帝国的默许,单凭左宗棠的力量去平息阿古柏祸乱是不可想象的。俄国支持中国清政府而非阿古柏正是出于其中亚地缘战略考虑。

俄罗斯在中亚的核心利益是其通往印度洋的线路,在这条线路上的中亚地区存在着强大的伊斯兰反俄力量;鉴于中国新疆西界不在其进入印度洋的核心线路上,只要中国力量不过多地卷入中亚,俄国中亚战略的重心就不是中国而是伊斯兰反俄活动。俄罗斯需要防止中亚伊斯兰势力集结形成反俄联盟,鉴于此,俄罗斯不仅不会使用其全部力量在这一地区与中国开展大规模的正面冲突,相反还会适度对中国力量西进表示欢迎,这样可以借助中国制衡伊斯兰力量,以减少自己在中亚的支出。俄罗斯人明白,中国关注的重心在远东,即使中国来到中亚,也不会过度卷入被俄视为核心利益的中亚地区事务。明乎此,也就明白了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疆独”尝试在被俄罗斯利用后即被抛弃的原因。

我们应当清醒,美国从中亚撤军后,没有俄罗斯的合作,中国不可能单独应付在中亚新崛起的战略力量。因此,俄罗斯目前视中亚为核心利益的坚定立场对中国是有利的。中亚历来被俄罗斯纳入其通往印度洋的核心利益线,正如以台海为中心的东海是我们进入太平洋的核心利益线一样。好邻居勤打墙,好朋友勤算账,只有感到背后安全因而是值得依靠的朋友才能“背靠背”地团结在一起。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亚是中俄两国必须背靠背的地方。为了东海的战略布局,中国应当对俄罗斯的中亚的利益在上合组织的框架内予以特别尊重,并以此换取俄罗斯对中国在东海利益的特别尊重。我们不能只看到汉唐时代流动在丝绸之路上的巨大的商贸利益——那时沙俄还没有来到中亚,同样也要看到当时在获得巨大商贸利益的同时,汉唐两朝也不得不单独承担抵制覆盖整个蒙古高原的匈奴、鲜卑、突厥势力的南犯和直逼整个西陲的大食帝国东扩的压力——这样的压力在16世纪俄国东扩后从西北逐渐移至东北。退一步说,如果今后俄罗斯真的像美国一样也从中亚抽身——这是日本右翼分子目前最希望看到的前景,那么在今天的地缘政治格局中,中国将因无力填补在中国西陲出现的巨大地缘政治真空而对俄罗斯产生“老九不能走”的迫切需求。如果不是这样,而只是强行一味财大气粗式地介入,那结果就更遭。对边界治理政策有深入研究的拉铁摩尔在比较罗马帝国、中华帝国和英帝国后,对边界政策的制订提出的意见非常中肯,也值得重视,他写道:

【一个边疆政策无论其怎样在两极之间摇动,其长时间的平均结果却必然是否定该边界在包容或隔绝方面的作用。无可避免地,维持边界的国家必然要干预到边界以外的本来要隔绝的人们的事务。于是,显然会出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线状的边界概念中的限制或隔绝意义,会渐渐变得缓和中立,而且边种边界也会从一条物理边界本身转变为边疆地带的人群。边疆政策的发展是要寻求将边外少数民族中立化的方法,令他们不对边界产生压迫,但也不退出这个维持边界的干涉调节的范围。

大体说来,罗马帝国、中国、英印帝国都是一样,最佳的方法是谋求那些本应被边界隔绝的民族的帮忙,使他掉转方向,背向边界而不是面向边界。这样,绝对边界的概念,在管理上及政治上就变成一个地区体系,它包括边界的本身与其不同的居民、邻近边界的边疆部落(这些部落的外缘被认为外边疆边区)、更外面的不能改良的少数民族社会。这个政策的功效和过去一样,因为它代表着维持边界的国家的利益、国内若干特殊团体的利益、边疆部落团体利益的调和。但是,它又令推行这个政策的帝国感觉不安,因为它形成一柄双刃剑,在有力者的手里,它可以对外攻击,而在一双无力的手中,它会向内砍来。】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当年德皇威廉二世曾竭力怂恿俄皇进军远东,其真正意图是将俄国的力量消耗在与日本争夺东北亚的冲突中并由此使德国在中欧获得俄国让出的地缘政治空间。日本——当然也有美国——也常用此种策略对付俄国和中国。1904年2月10日,日本向俄国宣战;同年2月27日,日本情报机关长明石元二郎接见芬兰宪法党主席卡斯特林,“明石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提供金钱和武器弹药。卡斯特林同意向日本提供俄国情报,并以罢工、罢课、示威游行,以至武装暴动等手段,来牵制俄国的对日军事行动”;1904年10月,“在明石的策划下,俄国境内所有的反对党团,除民粹党和民权党外,在巴黎召开统一战线的联合会议,会期5天。会议做出了‘各党派各显其能,以示威游行、暗杀等行动打倒政府’的决议”。随后俄国境内发生了全国性的政治动荡,接着便是俄国在远东海上的战败。2009年中国新疆发生具有严重暴力犯罪性质的“7?5”事件,事件发生不久,日本外务省随后以罕见的与中国直接对抗的方式同意主张“疆独”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头目热比娅于当年7月28日访问日本;据日本媒体透露,李登辉、达赖也分别于2009年9月和11月相继访日;2010年4月15日,日本再次向热比娅和达赖发放入境签证。如果将这些举动与日本同期开始酝酿的“逐步改变过去在全国各地均衡部署的方针,而把本国军事力量——自卫队集中到与中国隔海相望的冲绳等东中国海附近地区,这其中也包括中国坚持拥有主权的钓鱼岛” 的军事力量调整计划及2012年日本的“购岛”举动联系考虑,这其间的政治关联及其意图,则不能不让人与1905年的日俄关系产生联想,不能不对近现代中国的动荡与日本的亚洲战略产生联想。

目前的日本——部分地还有美国——右翼势力竭力拉拢中国各式分裂主义特别是“疆独”分子,其媒体在怂恿中国向南海冲击并由此离间中国与东盟关系失败后,又竭力鼓动中国“向西北去”,声称中国如“ 不掌握中亚代价会更高”,这无非是重复当年德皇威廉二世诱俄东进的策略,怂恿中国为了一些局部利益与俄国的核心利益冲突并由此离间中俄关系;这样中国就不得不放弃对目前中国最为重要的东海的利益并由此减轻日本在此的压力。2014年1月15日,日本《外交学者》刊登《中国的西进战略》一文透露出这样的意思,文章在结尾时说:

【当然,在西面和南面扩张影响力的同时,中国仍在向东面海洋拓展。这样做不完全是出于能源需求,北京的战略取决于诸多地缘政治和战略因素,包括美俄印的意图。指望中国放弃成为海洋强国的目标是不现实的。更合理的希望是,一旦通过西进取得新的能源安全,北京在东面会采取略微放松的姿态。】

美国哈得孙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理查德·韦茨(Richard Weitz)在《北京为2014年的阿富汗做准备》一文中认为中国无法在阿富汗继续“低调”:

【目前为止,对于美国在打击阿富汗和中亚伊斯兰叛乱分子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以及美国支持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北京一直采取容忍态度,认为美国的这些做法有利于实现这些目标,可以接受。但由于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和经济势力下降,北京需要改变自己的考量。中国决策者当然希望在阿富汗保持低调,但这样的选项正在消失。中国分析人士认识到,中国、巴基斯坦及其中亚邻国将会更容易受到在欧亚大陆活动的恐怖组织的困扰,因为这些恐怖组织试图颠覆对华友好的中亚国家政府,并支持维吾尔族好战分子。新疆的经济发展与阿富汗和中亚的经济和安全环境密切相关。】

“将欲歙之,必固张之”。用对中国西陲极具战略意义的帕米尔高原为诱饵,诱使中国在扩张中扛起中国扛不起从而可能造成东线防务失衡的外交包袱;“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用“西进”的提法诱导中俄关系在中亚出现裂痕,使中国无暇而俄罗斯又无意东顾,造成中国东海出现“薄弱环节”并使日本在对中国的博弈中再现1905年那样的“辉煌”。此等招数对中国——当然对俄国也是一样——极为阴毒,如不看穿,对中国和俄国的未来将是灾难性的。学者吴征宇对此提出非常中肯的预警:

【从宏观历史角度看,尽可能地保持和发展与俄国的良好关系,不仅对中国推行面向海洋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有利,而且对中国避免重蹈战略上受到陆海两方夹击的局面都具有头等重要的战略意义;尤其当下中国在海洋方向上面临重大的战略压力和挑战时,保持和发展与俄国的良好关系对中国而言,则更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战略重要性。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推行以高铁为纽带的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前提,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以损害中俄关系为代价的;这也意味着,中国为推进欧亚大陆经济整合而大举进入中亚,如果不能够争取到俄国的支持(或至少默许),则不仅成本与风险极大,而且失败的可能性也极大。然而,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的角度看,我们都很难想像俄国会听任中国大举进军中亚,因为中国在中亚影响力的上升,客观上将造成俄国影响力的下降,甚至将减少俄国在能源问题上与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即便俄国可能不具备与中国在中亚展开经济竞争的实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俄国将会对中国进军中亚听之任之。客观上说,中国主导的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对俄罗斯的意义,有点类似于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对中国的意义,这两种经济整合都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图和政治效应。有鉴于此,我们不难想像,如果中国真的大举进军中亚,不仅可能造成中俄关系的复杂化,而且可能造成中俄争夺中亚的态势,其结果甚至可能无意中促成俄美两国在某种程度上的联合。

(三)警惕“铁路陆权论”的历史回潮

俾斯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社会舆论通常只有回顾整整人类一代的历史,才能了解在对外政策中所犯的错误,而Achivi qui plectuntur(应当得到报应的希腊人)不总是错误举动的直接的同时代人。政策的任务就在于尽可能正确地预见到别人在现成的状况下会做些什么。这种远见的能力,很少是生来就能达到这种程度,以至不需要相当的实际经验和个人知识,就能发挥作用。”俾斯麦的这句话是说给德皇威廉二世治下的德国人听的,但对百年后的中国人也许更有意义。

今天我们有些认识似乎再次进入历史的轮回。有些学者提出雄心勃勃的以交通打通和经营周边的所谓“国际大通道”构想,有些文章谈跨境事务就象在谈国内事务,大有当年李立三那种坐在地图前号令天下的舍我其谁的态度,其口气很有些像百年前与俾斯麦稳健外交分道扬镳的德皇威廉二世:

【西南建设国际大通道的基本思路或建设的优先排序应该是:空运→公路→铁路→水运→管道→三网(电力网、通信网、因特网)。具体来讲,国际大通道主要开辟:一是优先联结东南亚、南亚的航空运输网体系,以航空运输网的发展,带动西南旅游业的发展;二是加快发展出省、出国的高等级公路,开辟缅甸、越南和老挝的跨国公路,进而联通东南亚、南亚的公路运输网体系,以带动公路沿线经济的迅速发展;三是修建泛亚铁路西南段,形成“东中西三路出国一路出滇”的铁路运输网体系,即西线跨国铁路由广大铁路向西延伸达缅甸密支那,再达仰光出海;中线跨国铁路由昆玉铁路向南延伸经老挝达泰国清迈,再达曼谷出海;东线铁路由改扩建的滇越铁路,从海口出境进入越南,再达胡志明市出海;国内铁路由西南经南昆铁路达广西北海市出海,以形成“南方陆上大陆桥”;四是开通和改善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运通道,使之水陆联运,连通中国、越南、老挝和泰国等国家和地区,形成亚洲“东方多瑙河”式的跨国航运体系;五是形成西南与周边国家相互联通的三网通道,即电力网、通信网及因特网,以互惠互利的原则共同开发三网市场(电力网、通信网及因特网);六是可考虑充分利用中东丰富的油气资源,在仰光等港口建立大型石油码头、储油库以及合资兴办大型炼制厂,通过建设西南国际油气管道,将油气资源特别是成品油从国际市场引入西南再转运西南各省和东部地区,国家必须高度重视利用印度洋油气通道以及中东油气资源,建设开辟距离西南、东部缺油地区最近的能源供给线路建设,使其成为中国未来最为重要的能源供给线。】

更有学者推动这样的认识即认为高铁可迅速加强中国的“陆权”以弥补海权的不足。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日本东京大学、明治大学客座教授高柏在《高铁与中国21世纪大战略》一书中坚信:“高铁可以推动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认为“当中国高铁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开始颠覆人们关于空间和距离的观念时,陆权时代的回归变成一种现实可能性”,而“陆权时代的回归将凸显中国的地缘战略优势”。 “既然中国紧靠世界岛中枢(即中东地区——笔者),它可以靠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建立陆权。以中国目前具备的资本与制造业的优势,这种整合将使中国经济受益无穷。这种陆权地缘经济将会化解中国在海权地缘政治上面临的压力。”“利用建设高铁来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将帮助中国利用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建立一个与环太平洋经济整合的对冲,这将使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的大格局中处于十分有利的战略地位。”“中国在欧洲大陆高铁制式的制定、跨国高铁管理体制的建立和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确立自己在未来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地位。陆权时代欧亚大陆高铁管理体制的重要性类似于世界上的海洋法,制定这个管理体制就是在为未来的国际经济秩序制定新的游戏规则。”高柏先生乐观地预言:

【一条贯通欧亚大陆的高铁带来的将不仅仅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复兴,它也将使伊朗、土耳其甚至埃及这样的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辉煌的古代文明大国有机会再现当年的繁荣。】

但是,有点历史经验并能由此“正确地预见到别人在现成的状况下会做些什么的”的人都会明白,跨境物流关系的后面并不是简单的物与物而是复杂的人与人、国与国的关系——这是马克思《资本论》告诉我们的基本道理,地缘政治后面自然也是人缘政治。国际陆运与海运不同,前者经过的是一个个主权国家,而后者则是一望无际的公海。经过主权国即使做哪怕白送这样的好事也要与人家商量,而在后者则较少有这方面的顾虑。

殷鉴不远,19世纪末,大陆国家尤其是欧亚大陆最大的陆权国家沙皇俄国也曾热衷过以铁路强化其陆权扩张并由此弥补其海权不足的理论和实践。俄国加快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并使清政府同意俄国修经中国东北境内东进太平洋的铁路。为了共同对付日本在东北亚的扩张, 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清政府特使李鸿章赴俄与沙俄签达成有关在中国境内修建“东清铁路”的协议。陆权论的开山人物麦金德看出了这条铁路的地缘政治意义,他不无羡慕地说:

【俄国的铁路从西端维尔巴伦(Wirballen)到东端符拉迪沃斯托克,整整长达6 000英里。正如过去英国在南非的驻军证明它是海上强国一样,俄国目前在满洲的军队也证明它是机动的陆上强国。诚然,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仍然是一条单一的和不安全的交通线,但是在本世纪结束以前,整个亚洲将会布满铁路。】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事后的结果让当时那些热捧以铁路扩张陆权理论的“奇儿”们感到尴尬:东清铁路修成后,中俄关系严重恶化。这里的悖论是,修铁路就得管铁路,跨国管理境外资产特别是巨额资产——比如中国在伊拉克、利比亚、苏丹、甚至乌克兰等国的资产,若无自卫能力,基本就是空谈。但若有自卫能力,那“经济整合”就必然要转化为“政治整合(其实就是干预)”;共管必然转化为主管。当年在东清铁路上,俄国人没有逃脱这一悖论:为了维护这条铁路的管理权,俄国与中国产生的纠葛竟持续了半个世纪。在朝鲜战争即将结束的1952年年底,临终前的斯大林算是看明白了这个道理,为了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他将铁路完全移交中国。即使如此,苏联人的大国沙文主义对中国人的感情伤害仍未结束。1958年7月22日,赫鲁晓夫又提议中苏在中国南方建设“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苏联提供大部分资金,所有权对半。正是有了中东铁路和抵制斯大林大国沙文主义的经验,毛泽东坚持拒绝了苏联的建议。毛泽东对尤金说:这次提所有权问题,使我想起了斯大林的东西又来的。为什么要提出所有权各半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你可以告诉赫鲁晓夫同志,如果讲条件,我们双方都不必谈。如果他同意,他就来,不同意,就不要来,没有什么好谈的,有半个小指头的条件也不成。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

无独有偶,1888年,德国从土耳其取得建造由博斯普鲁斯海峡至安卡拉铁路的租让权,并成立德国小亚细亚公司从事修建工作。1889年,该公司根据德皇指示,于1893年1月又从土耳其取得延展铁路至科尼亚的租让权。尽管遭到英法列强的激烈反对,这条铁路还是于1896年建成。但德国并未就此止步:1903年,德国又获得从科尼亚向前延展经巴格达至波斯湾的修建铁路租让权。令德国人没有想到的是,这条被称为“巴格达铁路”的工程严重恶化了德英关系,最终竟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诱因。生活在那个时代的美国著名的东方学专家,太平洋战争期间任罗斯福总统并兼任蒋介石政府政治顾问的拉铁摩尔说:

【在这一点上,抽象的观念应当让位给实事求是的认识。边疆这边的社会和国家必须考虑到边疆那边的民族的社会和国家。界线的划分就是承认在外面的民族不受控制,对他们不能以命令的办法来管理,而只能以外交的方式去交涉。这种交涉谈判不完全依据于帝国的利益,虽然它是划定边界的主角,它也要依据于界外人们的要求,虽然在名义上这些人被消极地定位为被摒弃的对象。】

尽管老泪纵横,但灯前鼓者毕竟还是在催人奋进。笔者指出上述历史经验并不是不要通过境外贸易促进对外开放,而是要实事求是和极为谨慎地对待高铁跨境及所谓地区“经济整合”问题。“君子慎始,差若毫厘,缪以千里。”当年俄国在中东铁路上也是以“经济整合”为开始,但最终却演化为政治整合并由此导致中俄关系在相当的一段时期出现的不信任甚至恶化。只要看看俄国人用了上百年的时间“整合”并使之加入苏联的中亚诸国、及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与东欧国家“整合”出的“经济互助委员会”(即“经互会”)在20世纪90年代初瞬间就与俄罗斯分离迄今的事实,我们就会知道,中国目前在周边只有进行地区合作的能力,而没有进行地区“整合”的能力。1964年10月8日,毛泽东对罗马尼亚同志说:“经济合作委员会,我看有两个前途:一个就是垮台或者解散。根本不需要什么经互会,而由双边的或者多边的会谈来搞经济合作。这是一个前途。”

但是国际合作尤其是在“中间地带”的国际合作,也要走“群众路线”,它不应当只是单方面发出的“邀请”,而应当是在双边或多边共同倡议并在公约规则中平等参与的行为。这样的合作尽管缓慢且曲折得多,但做起来比较踏实,也比较实际。

1950年10月6日,毛泽东电告正在支援北越的陈赓:“发表战报要说老实话,歼敌一个人缴敌一支枪,即说一个人一支枪,不要说两个人两支枪,养成朴实作风。”同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志愿军入朝前夕电告彭德怀等:“我们应当从稳当的基点出发,不做办不到的事。”1965年2月21日,毛泽东在听取薄一波汇报工作时说:我自己也犯错误,北戴河主张大炼钢铁,提出钢铁翻一番的要求,闹人海战术。我到新乡,耿起昌对我说,可不得了,这么多人上山大炼钢铁,没有饭吃怎么办?我一看形势不好。到了武昌,我就觉得不好。说泄气话了。这些教训都要牢牢记住,要经常向人们讲,永远不要忘记。现在想想过去那几年闹了多少笑话!当薄一波汇报到如何紧跟主席思想时,毛泽东说:什么紧紧跟上我的思想?是紧紧跟上客观情况,掌握客观规律,按客观可能办到的就办,不可能办到的就不办。

毛泽东用同样的认识观察国际事务,注意到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 )为美国设计的“遏制”战略边界过于庞大并拖垮美国的现象,1972年年初,在尼克松访华后不久,他在一个批示中告诫全党:“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毛泽东意在警示未来中国不要重犯美国扩张目标与国家资源不匹配导致国家衰落的错误。

“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有多少干粮走多少路是制定决策的正确态度。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指示对我们今天外交政策的制定仍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四)中国近似“大满贯”式的海外贸易赢利已近极限

办事之难,难在事后人际关系的消化而不难在战果的获得。不难预料,这些被命名为各式“大陆桥”“国际大通道”的跨境铁路及其物流一旦成势,我们面临的真正困难可以说也就真正开始。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何尝不是磨合乃至冲突之路。且不说欧洲人对当时奔驰在丝绸之路上的“上帝之鞭”阿提拉(Attila)是怎样的印象,只要看看1998年的“印尼排华事件”及中国曾在伊拉克、利比亚和今天南苏丹、乌克兰等的一些投资项目乃至与泰国达成了“大米换高铁”、与缅甸达成的昆明-皎漂铁路计划可能或已经搁浅的结局,就会明了没有以相当的自卫手段为依托的经济“红利”,其增长是有极限因而是不可持续甚至还会发生逆转的。

那么,中国国际贸易增长的极限何在呢?我们知道,生意也是政治的继续。国家外贸的国际份额是其在世界中所据有的政治份额决定的,而中国能在大国“中间地带”获得广大市场的主要原因并不完全由于中国产品的物美价廉,而更多的是由于这些处于中间地带的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政治的需要。它们需要中国因素以打破欧美的控制;出于同样的理由,这些国家也不会完全排斥欧美并以此获得政治平衡。这样的哲学考虑在客观上规定了中国国际贸易增长的极限和底线。至于两者即极限和底线之间的空间容量,不完全取决于中国商品质量、价格等经济因素,而主要取决于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政治需求程度。毛泽东明白这个道理,1956年2月10日,他在会见泰国友人时说:“美国提出了口号,要反共、反中国,在这里造了一道墙,但实际上是为了控制墙南各国,损害这些国家的利益,使得各国的大米、橡胶卖不出去。亚洲各国可以相互帮助,泰国的大米、橡胶可以在亚洲找到市场,我们愿意同你们进行贸易。”1965年3月,毛泽东指示外事部门:“不能靠多送礼的办法拉友谊,友谊要靠政治。”毛泽东从政治上楔入和开拓中国外贸空间的思路在今天仍需我们认真领会和深入学习。

西方人更懂得“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的道理,国际垄断资本在世界其他地区屡试不爽后转用于对付中国的“茉莉花”式的“武器的批判”,目前看已近乎失败,那剩下的可能选择如果不是“批判的武器”,又可能是什么呢?历史上,市场经济活动也不是请客吃饭,更不是绘画绣花,市场历来是与政治暴力相伴而行的文明形式,而文明与野蛮只有一步之遥:当你钱赚得势不可挡的时候,野蛮就接踵而至。

今天的中国人对其近似“大满贯”式的海外赢利有些突如其来的惊喜。否极泰来,然泰极亦可生否,天下既没有一直吃亏也没有一赚到底的买卖。2002年的伊拉克战争、2011年的利比亚内战,再到今天南苏丹动荡时中资企业大批撤回及中泰“大米换高铁”计划搁浅的事实预示,中国软实力在国际市场开拓中的有效性——如无硬实力迅速弥补——已近极限,由此引起的带有强力乃至暴力色彩的政治反弹及由此造成的中国海外市场份额的巨大收缩已“风起于青之末”。对此,特别是对中国有能力保障的国际市场范围我们当有充分的评估并将我们以外向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及时调整到“要靠实体经济,不能泡沫化。自力更生任何时候都不能少,我们自己的饭碗主要要装自己生产的粮食”的思路上来。

事实上目前中国有能力保障且可持续开拓的国际市场范围基本不出亚洲。至于亚洲之外的利益,我们要学会在全球利益平衡和交换中保持其稳定性增长。可以肯定,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加,中国与其他国家进行全球利益平衡和交换的筹码将会越来越多。

、东海是当前中国安全主要矛盾

在西陆和东海两个方面,中国同期只能在一面取得突破且不能走得太远,这是中国历代尤其是汉朝、唐朝特别是清朝治边的有效经验,在这方面矛盾处理得比较好的是新中国外交。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面临东部需要解放台湾、西部需要解决藏疆问题的双向任务。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上向全党作了题为《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他强调:

【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

当时美国明确帮助蒋介石集团并且介入朝鲜和越南的南北内战,对此,中国选择了以基本建设为牵引的依陆向海、在雅尔塔框架中联苏抗美的策略;20世纪70年代初,苏联对中国北方的安全压力日增,苏联入侵阿富汗后,中国又果断地做出以改革开放为牵引的依海向陆、在雅尔塔框架中联美抗苏的策略选择。为此毛泽东与尼克松握手,这为邓小平时期的中美建交做了很好的铺垫。不仅如此,战略上,中国也由此摆脱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益加重的中国不得不两线作战的困境。这一点毛泽东说得非常明白。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叶剑英谈外事工作时说:“其实没把基本问题写上去。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不能两面作战。”送走尼克松后,7月24日,毛泽东在与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等谈国际问题时,再次叮嘱:“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

当代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已获得了快速发展,海外利益已成为拉动中国经济的重要动力,而台海统一尚未完成,日本军国主义又急速膨胀、其突破宪法第九条非战条款的危险在即。这使历史又回到类似中国五六十年代的安全形势之中,东急西重又成了目前中国安全环境的主要特点:在东部地区,台海两岸尚未统一而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又在新世纪迅速膨胀;在西部地区,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受到重创并被迫撤出,这将在中亚留下战略真空并引发新的战略力量的崛起,并对中国西陲产生新的安全压力。笔者在此再次强调,如果此时俄罗斯再从这里抽身,那这种压力在东海问题日增的当下,对中国而言就是不可承受的。在东西两向的安全压力下,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不要四面出击”和“两面作战”的策略对我们认识今天的安全形势及其解决方法仍是有效的。不言而喻,中国也必须再次做出相应的依陆向海的策略调整。

如果说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安全问题是生存问题,那么,80年代之后中国的安全问题就是发展问题。发展安全是这一时期中国安全哲学的核心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时期的发展问题就是生存问题。中国西域是中国整个发展的托底和大后方,但“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侵略我们都是从海上来的,不要忘记这一历史教训。”今天以台海统一为总牵引的东海安全已成为中国发展必须突破的瓶颈所在,这使东海再次成为中国安全问题的主要矛盾。我们只有认识和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才能全盘统筹,确保中国未来发展在根本问题不出现“颠覆性”的错误,为中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稳定的国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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